二、六十年代戴高乐的抗美政策
    从1946年初到1958年中，整整十二年半的退隐生活，并没有改变戴高乐对美国的看法。他不仅通过戴高乐派在议会中的势力对第四共和国的对美政策施加影响，而且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公开表态斥责美国。例如：1948年他公开遣责马歇尔计划的附加条件，1954年戴派议员在国民议会投票反对美国竭力支持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1956年戴高乐主张对美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不支持英法持强硬报复态度。
    但是，戴高乐所处的地位，不可能扭转第四共和国奉行的亲美大西洋政策这个大方向，他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图将独立自主的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付诸实践。
    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立即着手修订对外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美国采取了对抗政策。这种对抗，在六十年代达到了高潮。
    戴高乐首先冲击的目标，是以美国为盟主的北大西洋公约联盟。
    1958年6月底，戴高乐就明确要求修改北大西洋公约，扩大它的职责范围， 希望能使法国同美英一样，重新承担起世界范围内的责任。9月17日， 戴高乐正式提出在联盟内建立“三国指导机构”的建议，要求分享决策权，以代替“由美国‘私下里’和英国商量以后单独采取”决策的作法，直接向美国的霸权地位挑战。
    1959年，法国政府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拒绝美国在法储存核弹。美国被迫将驻法核轰炸机撤往英国和联邦德国。1963年，法国政府宣布法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司令部指挥，从北约收回几个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1964年，法国撤回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1966年10月，法国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北约理事会被迫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1967年，法国官方甚至提出了将原来的单向防务战略（主要防备来自东方的威胁）改为全方位防务战略（防备来自任何方向--自然也包括美国--的威胁）的主张。
    美国的核垄断，是戴高乐冲击的另一个目标。戴高乐认为。法国要争取独立的大国地位，必须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发展独立核力量。戴高乐坚定地重申：美国可以向法国提供原子弹，但必须将使用权一并交给法国。否则，不管别人是提供技术指导，还是封锁阻挠，法国都要研制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60年2月， 法国的原子弹终于试爆成功。此外，戴高乐拒绝接受美国北极星导弹和多边核力量计划，拒绝参加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显然认为，多边核力量也好，部分禁止核试验也好，这都是在法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美国为了维持核垄断，阻挠法国发展核力量的“圈套”，法国自然不能从命。
    戴高乐不肯让步的态度，使美国异常恼火。美国一再谴责这种作法“违背大西洋联盟集体利益”（见《纽约时报》1962年6月28日，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而公众舆论更把戴高乐称为“西方联盟的叛逆”。对此，戴高乐毫不在乎，他回敬道：“法国这种作法使美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很满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政治方面、战略方面，如同在经济方面一样，垄断的办法，对垄断者来说，总显得是最好的制度。”（21）他认为如果同意这种核垄断的存在。世界上就会产生新的霸权，而法国是决不会同意的。
    戴高乐除了选中美国在北约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国核垄断作为打破控制的两个突破口外，还在其他领域采取了相应的对抗措施。
    在经济上，法国政府决定限制和制止美国资本渗透和控制法国企业。戴高乐指责美国以美元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无偿负债，主张恢复金本位制，认为以美元居垄断地位的金汇兑本位制已经过时。1965年2月，法国正式从中退出。
    在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法国公开谴责美国假借联合国名义干涉刚果内政。法国代表在联合国谴责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在中东危机中，戴高乐一反过去法国伙同美国亲以色列的一边倒政策，把责任归罪于双方，并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更有趣的是，以前是美国嘲笑法国在印度支那难以自拔。现在却变成戴高乐不客气地“教导”肯尼迪不要在越南步法国的后尘，要吸取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经验教训。（22）他在有名的金边演说中反对美国的战争升级，认为只有通过东南亚中立化才能获得亚洲和平。1964年初，法国又采取了一个有别于美国的独立外交行动--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欧洲问题上，戴高乐认为首先应该弄清楚：“美国人不是欧洲人，而是美国人”，主张欧洲的问题应该由欧洲人自己来解决。戴高乐对联邦德国过份依赖美国极为不满，一再劝说联邦德国同法国一起建立一个“欧洲人的欧洲”，为了排挤美国，他甚至两次拒绝接纳同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
    同苏联的关系，也是戴高乐独立于美国的另一个明显表现。一方面，他认为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因此在美苏摊牌的关键时刻，如古巴导弹事件、U2飞机事件和柏林问题上，戴高乐毫不含糊地站在美国一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苏联由于处于多种力量的牵制之中，出现了一种与西方实行缓和的愿望，因而主动同苏联改善关系。对于美国在西方取代一切的地位，戴高乐认为这阻碍了西欧国家同东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可能，这无疑等于将自己的生命干系交由别人去主宰。因此，他要越过这层障碍自己去开辟一条同东方国家“缓和、谅解和合作”的道路，在不脱离西方联盟的前提下，在美苏之间搞平衡，争取充当调解人。
    综观戴高乐对抗美国的行动，不难看出，这正是他自战时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外政策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后来，戴高乐对此曾作过阐述：“因此我的计划在于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指挥下所奉行的欧洲一体化中摆脱出来，但不是脱离我认为应该保持的可以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在于同每个东方集团的国家--首先同俄国--建立缓和国际局势的关系，然后建立谅解和合作的关系，一旦时机到来，对中国也是如此；最后在于建立这样一支核力量，使任何国家要是攻击我们的话，它自己就会受到可怕的打击。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我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和总的趋势合拍……”（23）戴高乐的所谓“总的趋势”，就是指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大国地位这个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戴高乐的一切行动，都是为此而努力。反之，任何阻挠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戴高乐均不能容忍。他在谈到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盟国之后说道：“但是，对于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来说，也要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权利和为保障它而斗争的权利”。（24）这种权利“首先是为了使法国承担起世界大国的使命”。戴高乐对美政策的实质，正是要从美国手中争得这份权利。
    那么，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法实施的政策，为什么到六十年代却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干起来呢？
    先从主观条件来看。1946年初到1958年中，戴高乐过的是往往被人低估的退隐生活。在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戴高乐本人尽管没有直接参与政权，但他通过创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形成了一个相当有势力的戴高乐派，对法国的内外政策施加着重要影响，为他重新执政后推行戴高乐风格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社会基础。而且戴高乐利用这一段时间，将在战争期间开始萌发的政策设想和活动，通过写《战争回忆录》的方式，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提高。也就是说，进入六十年代戴高乐的政策思想已经自成体系。应当看到，这为他尔后推行强有力的内外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当然，促成这一切的，更重要的是客观条件。戴高乐之所以能在六十年代推行抗美政策，这与战后国际局势的演变密切相关，是整个西欧反抗美国控制的要求，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雅尔塔会议之后，在欧洲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个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美国利用战后初期西欧经济和政治上的虚弱困境，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将西欧国家牢牢控制在掌心，在西欧独霸一方。那时，整个西欧对美国实质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依附关系。进入五十年代，随着西欧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欧美经济实力地位相对发生了变化。西欧国家对战后受美国全面控制的状况越来越不能容忍，开始向美国在西欧的霸权挑战，力求将依附关系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
    1956年英法两国未经美国同意出兵干涉埃及，1957年西欧六国签订旨在促使西欧独立自强的“罗马条约”，都是试图摆脱美国控制的最初尝试。由于法国既不象英国那样，同美国有传统的特殊关系，也不象联邦德国那样，是个战败国不敢轻举妄动，这就使法国有可能推行一条有别于其他西欧国家的对美政策。1958年，戴高乐正是在欧洲要求松动的情况下重新执政，成了走独立发展道路的带头人。
    与此同时，在法国国内也逐渐具备了推行抗美政策的条件。
    其一，法国经济的发展。同整个西欧一样，经过战后初期几年的恢复，法国经济从1950年起开始走上发展道路。五十年代，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4.5％。尽管因为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戴高乐重新执政时认为经济“在各方面都处于灾难的边缘”，但由于战后经济计划的实施已使工农业生产初具规模，特别是新动力资源（石油和天然气）的发现和开采，已为法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六十年代是法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达5.8％，在1962-1964年这三年里，分别达到7.2％、6.3％、7％；如果以1959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这三年的指数分别是122，128和138，其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屈指可数的。这种经济形势，为戴高乐的抗美政策提供了经济条件。
    其二，第五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反对恢复多党议会制曾是1946年使戴高乐辞职的原因之一。因此，当1958年法国大资产阶级推举戴高乐重新执政，出山收拾政治残局时，戴高乐是以享有半年全权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并制定新宪法为条件的。1958年9月，新宪法草案通过，确立了既不同于第三和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又不同于美国总统制、戴高乐称之为“既是议会制，又是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赋予了总统制定和掌握实施政策的权力。这样，戴高乐就能够排降一切干扰，毋庸置疑地将对外政策国防政策作为独自决策的“保留领地”。显然，这种被反对派视为“独裁制”的政治体制，成了戴高乐推行抗美政策的有力保证。
    其三，“非殖民化”政策的实施。战后，法国这个老殖民帝国妄图继续以殖民战争维持旧殖民统治，结果把自己套进了绞索之中。法国不仅面对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的猛烈冲击，而且还时常遭到举行新殖民政策的美国的白眼和蔑视，加上阿尔及利亚战争引起统治集团内部严重分裂，在内外交困中上台的戴高乐，不得不来了个大转变，从一个竭力维护旧殖民帝国利益的帝国派人物，成为一个“非殖民化”的倡导人，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同意法属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这种转变，用戴高乐自己的话来说，“这确实是残酷的”，“就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25）但它却使法国从被动转为主动，为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开辟了道路。
    最后，独立核力量的建立和加强，既是戴高乐抗美政策的主要表现，也成了他在各个领域抗美的主要资本。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戴高乐将其构思多年的对美政策付诸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