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估价戴高乐在法国抗美政策中的历史作用
    关于如何评价六十年代戴高乐抗美政策的影响和作用，迄今已有许多文章作过专门论述，在此不多赘述。我们需要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是：如何评价戴高乐个人在六十年代抗美政策中的历史作用。对处于上升时期、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我们一般容易加以肯定，而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犹如戴高乐这样的当代人物的历史地位，如何恰如其份地加以肯定，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在此，提出两点看法，以期引起讨论。
    首先一点，是关于如何看待历史必然性与戴高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应当看到，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在六十年代推行抗美政策，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要求。马克思曾引用过爱尔维修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26）恩格斯也指出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27）这就是说，戴高乐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戴高乐，也会有另一个人起来适应历史的需要。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但是，“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2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原理在世界现代史研究中，无论是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还是资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应当说是适用的，关键在于杰出人物如何对待历史赋予他的职责和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29）尽管戴高乐的抗美政策只不过是如同在方格子里写“大”字，写的再大，也没有超出法美同盟这个方格子。但是，它毕竟适应了六十年代整个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势，而且为法国置身其中创造了条件，如国内新政治体制的建立，“非殖民化”的实现，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等，这些都是戴高乐力排众议所创造的条件，这也正是在六十年代抗美政策中戴高乐个人的历史价值所在。所以毛泽东主席才称他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30）
    当然，戴高乐是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所代表的西欧独立思潮，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不能等同而论。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他所处的世界和社会，难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也不可能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在同小国或弱国的交往中，他自己也会表露出他所反对的、类似美国对法国的言行，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因此，我们在评价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时，应一改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而常犯的通病：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往往不切实际地强调、人为地拔高个人历史作用，忽视历史必然性；而对资产阶级的杰出人物（特别是当代资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则往往忽视个人历史作用，强调历史必然性。这种把历史必然性和个人历史作用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的方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其次一点，现在有一种说法：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就一再反对美国的政策，努力争取同美英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比如对德政策问题，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否决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以及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等等。因此，认为六十年代戴高乐的抗美政策是第四共和国对美政策的延续，目标都一样，只不过是实现的手段不同。
    这种说法似乎难以成立。
    战后初期法国对德国的强硬政策，与美国扶植复兴德国的政策确实尖锐对立，但这个强硬政策是由戴高乐最初制定的。戴高乐辞职后，在美国的压力下，第四共和国的对德政策经历了一个由硬变软的过程。它不仅不能说明第四共和国独立于美国，反而恰恰说明它不得不屈从于美国。1951年建立的欧洲煤钢联营，正是法国既想迎合美国复兴德国的要求，又想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而设想的两全方案，其最初目的，并不是针对美国而建。至于1954年法国国民会议表决拒绝讨论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不应该忽视的是，其反对派的中坚力量却是戴高乐派和法共。而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决定成立欧洲共同市场，这是整个欧美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恰好第四共和国的统治已进入尾声，因此也不能以此来说明整个第四共和国时期的对美政策。
    当然，这并不排除第四共和国时期在某个阶段、某个问题，或者某位执政者同美国有着尖锐的分歧。例如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事件问题上，甚至皮杜尔在私下先戴高乐五年提出过建立“三国政治小组”领导北约的想法，但从整体上说，第四共和国对美政策的主线，基本上是一条迎合美国需要的大西洋政策。
    顾夫·德姆维尔说过：“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31）为戴高乐当过多年外交部长又任过总理的顾夫·德姆维尔对第四共和国时期对美政策的评价，尽管难免带有“戴派”的色彩。但这个评价应当说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法国情况的。一个是迎合美国需要的大西洋政策，一个是反对美国控制的独立政策，这无论是在实现手段，还是在具体内容和政策目标上，都有较大的差异。不看到这区别，只是认为戴高乐的抗美政策是第四共和国时期对美政策的延续。不仅无法认识法国战后历史的阶段性，而且也无法恰如其份地估价戴高乐在六十年代世界反霸潮流中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