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失陷，到8月13日上海事变又起，战火很快烧向南京，这就涉及释放政治犯问题。7月末8月初南京的军人监牢和老虎桥监狱开始释放政治犯，8月，陈独秀等托派亦先后出狱。于是又蜂起了托洛茨基派是卖国汉奸不属于可以释放的政治犯行列的鼓噪。9月10日，《救国时报》第一版登出《南京政府分批释放全国政治犯》。该文称：“南京当局一方面应释放全国政治犯……另方面又应严惩汉奸国贼，驱逐政府机关及军队内之亲日分子及托洛茨基分子，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汉奸国贼托洛茨基分子实行严刑峻法”。在得知陈独秀等被释放出狱后，9月30日《救国时报》第二版即刊出署名“胜日”的《要求逮捕和惩办托洛茨基匪帮》，文中说“陈独秀的被释，无疑是日寇、亲日派的阴谋”，并指出“陈独秀等等决不是什么政治犯，而是卖国叛国犯。”不但不应该放而且“应该逮捕，应该治罪的……全国人民应当要求根据这个紧急治罪法……首先是逮捕陈独秀、张慕陶、任卓宣等，组织人民法庭来审判和处决他们。”瞧，竟然要求国民党去处决陈独秀！更使人们不解的，分明是国民党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阳奉阴违于西安事变时达成的有关协议，却也把它栽在托派头上，在10月10日第三版署名“国史”的《立即释放全国所有政治犯》文中指责国民党关押了数万名政治犯但只释放了数百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亲日派，托洛茨基匪徒……从中作祟作梗。”
    1938年1月24日，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枪毙于汉口。2月5日《救国时报》第151号发表了《托陈汉奸匪徒卖国通敌捣乱后方陕甘宁特区政府公审托陈匪徒》。该文写道：“我们要求政府当局效法广西枪决黄公度，及延安公审三匪徒的办法，用枪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铁一般的国法和军律，来搜捕、公审和枪决陈独秀、叶青、徐维烈、张慕陶、梁乔等汉奸匪徒”（注：引文中“黄公度”应是王公度。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与托派毫无关系。）。叶徐张梁是否该杀，不属本文研究的问题。但是，把陈独秀等同于韩复榘，要求“政府当局”予以枪毙，这一步实在是走得太远太远了。
    对于“外转内”，王明、康生“喜从天降”，不只用谤文，还动用别的方法和手段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肃托”运动，《探讨》和《新考》对此披露和揭发得较为详明和信实，加上本文则使“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有了一个自始至终的深究，答案更加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