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显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弊端，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一部分人由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幻想的破灭转向了中国固有文明。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旅欧归来所写《欧游心影录》，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章士钊等人则打起了“以农立国”的旗帜，主张建立一个“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农业国家。
    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批判中国的非工业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国共产党人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是一部珍贵的文献。
    杨明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提出了人类社会依生产力的发展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他认为，生产力发生了“这样大变动，附属于生产力的要求也就继之而生”，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新世界’出现之时，便是旧世界崩坏之时”（注：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308页。）。他针对社会上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非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者因生产不足民用，极力主张发展生产，工艺学术，并没有想到逃工归农。他们要做到的均劳动发展生产和均民用的享用权，做梦也没想到弃工，更没有隐然逃工归农之意”。社会主义者提倡“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淫奢欺压弱国奴隶弱族；他们要解放弱国弱族使其自由的发展生产经济财政教育；并不想去工就农。他们只是主张自由通商排斥列强之霸占市场强迫关税协定和强盗性质的条约，可是并不想闭关自守长为农国。”（注：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225页。）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我们要彻底的责备自己，痛恨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在物质上努力，以致五千多年还不能脱离原始社会时代之受自然压迫的状态”（注：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研究社1929年版，第37页。），而补救的办法，“唯有急进于工”（注：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227页。）。
    事实上，在涉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一些早期中共领导人都能较为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正确分析。1923年，恽代英就指出：中国“政治革命后必须由革命政府进行国有的大生产事业”，“只有产业发达，无产阶级才能发达，共产党的政府才有他的立脚点”（注：《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9、479页。）。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大潮之下，“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可以自存”（注：恽代英：《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1923年10月23日。）。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时，蔡和森强调：“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已叛变，愈益增加这一前途之可能与必然，可是若说这一前途现成的摆在前面这简直是骗子”。“中国共产党人将不客气地反对党内党外这一类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油腔滑调，而认真在此贯彻民权革命的斗争中准备此种转变胜利的条件”（注：《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3页。）。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那种认为中国革命正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以及所谓“不断革命”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大会决议案为此申述了理由：“（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事实表明，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成为民粹主义浪漫理想王国的追求者，也没有认同于拒斥“现代化”思潮的保守派，而是保持了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这对于最终解决通往社会主义途径具有深远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才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有着客观物质基础的，这个物质基础就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经济状况。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距离“工业先进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因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如此落后，毛泽东坚持在当时条件下不能立即把社会主义付诸于实践，并坚决反对在社会转化问题上存在于党内的民粹主义观点。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口头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内有民粹主义思想存在，就是想直接从封建经济到社会主义，不经过资本主义”，这是错误的。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3～684页。）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中一切肯定的东西加以吸收、消化的阶段，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政治、经济基础。这就规定了中国在社会转化问题上的基本走向。这一基本走向表现为：
    第一，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国富民强，是中国人民的百年之梦，但是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人民的强国梦破灭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第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政治舞台。毛泽东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她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注：转引自〔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27页。）。这是一个必然的因果链条，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濒于绝境的经济才能启动。所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规定，除了节制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之外，允许和保护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4、1479页。）。毛泽东明确提出私人资本主义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且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毛泽东在回答党内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时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