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着重论述了吸引外国资金与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注：转引自〔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注：《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但是“我们并不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注：转引自〔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因此，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而避免官僚、垄断带来的一切灾难性弊端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才能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
    第二，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毛泽东就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工业化的任务。1943年10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稍后，毛泽东又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搞工业革命。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1081页。）毛泽东针对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一部分人中存在的急于在农业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倾向指出：“新民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的革命任务。”（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
    为了尽快为社会主义奠定必要的工业化基础，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并倡导注重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47页。）。
    第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毛泽东坚持在当时条件下不能立即把社会主义付诸于实践。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161页。）1939年9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法子做的”（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1939年9月24日。）。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社会革命转化思想更加完备。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他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60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得到了党内外大多数同志的赞同。1942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分别指出，党的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和联合富农”，“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力为主”。1942年，张闻天就此问题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调查中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山西兴县农村调查后，他写了《关于在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的报告，论述了在新民主主义之下的落后的农村，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他指出：“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方面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社会将来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的”（注：《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解放区，张闻天首先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且规定了对待五种经济成分的正确的政策。
    只有能使生产力解放发展，中国才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评价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的作为，任何一个政治主张，任何一个社会运动、社会事业，归根到底，要看它对于中国的极度萎缩残败的生产力能否起提高的作用”。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通过对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又要避免一切因官僚垄断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弊端才能做到。在这个问题上国共两党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回避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俨乎其然地批判资本主义，但他们自己并不走在资本主义的前面，而是落在它的后面。正如他们的新经典（指《中国之命运》--笔者注）中所说，他们一面排斥自由资本主义，一面排斥社会主义，在拒绝这两面以后，他们自己退到了什么地方是可想而知的。”（注：《胡绳文集》（1935-1948），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275页。）
    资本主义，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最佳途径。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又有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的正确估价，其基本价值取向与民粹派和全盘西化派不同，也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旨意不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置于现实国情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