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两国反省战争的群众基础不同
    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战争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基于对纳粹罪行的深恶痛绝，他们不但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而且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据统计，1979年时明确认为当年的纳粹政权是一个犯罪政权的人占国民总数的71％。在反法西斯集会上，群众高呼口号“我们不要战争，永远不让法西斯主义复活！”“外籍工人留下来，驱逐新法西斯主义”。德国人民这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新纳粹势力的不懈斗争，就使得德国政治家在反省侵略历史时不但没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日本，早在战时，部分日本国民在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就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在此，我们仅从侵华老兵东史郎日记中的一段记述便可略见一斑：“1937年9月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我告别……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接着，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注：王奕红等译：《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正是由于战时的军国主义毒素远未彻底肃清和战后学校教育的人为误导，不仅当年盲从侵华战争的部分日本国民远未走向觉醒，而且那些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要么对过去的侵略历史知之甚少，要么不肯为父辈参加的那场战争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有的甚至产生了可怕的复仇心理。例如，中小学生们在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和理解，反而在自己的作文中情不自禁地恨恨写道：“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必胜的战争！”（注：岩崎昶著，钟理译：《日本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以致使仗义执言的家永三郎、东史郎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政府的冷遇和右翼势力的威胁，而且还要经常忍受来自周围不觉悟的民众类似“卖国贼”的一些谩骂和讽刺。军国主义思想潜存于部分民众意识的底层和部分日本国民错误的战争史观，是日本政要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群众基础。
    5、盟国对两国的战后处理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
    盟国的纽伦堡审判起诉德国甲级战犯21人，处死12人；东京审判起诉日本甲级战犯25人（而对战争负主要责任的裕仁天皇被免于起诉），处死7人。盟国仅在西德就起诉大小战犯230多万人，定罪人数逾15万，而且仅第一次公审的5 025人中，就有806人被判处死刑，486人被立即执行；而盟国在亚洲共起诉日本战犯5 423人，其中定罪4 226人，判处死刑941人，除已经被执行死刑的极少数战犯外，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其中包括一些已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战犯）很快都被提前释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虽然同是盟国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 但却因其惩罚战犯力度上的天壤之别而具有截然不同的教育意义。法国代表弗朗索瓦·德芒东曾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致辞说：“这次审判工作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前途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个庄严的法庭对纳粹德国进行的判决是对该民族的第一次启迪，并表现为对重新教育及重新增长率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的最可靠的起点。在未来的岁月中，这种重新教育是对德意志民族的巨大关怀。”（注：彭玉龙：《谢罪与翻案》，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284页、302页。）纽伦堡法庭上的美国首席检察官杰克逊也指出：“纽伦堡审判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注：彭玉龙：《谢罪与翻案》，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284页、302页。）而受冷战影响草草收场的东京审判，其教育意义则大打折扣。1995年8月16日的法国《世界日报》曾载文指出：“与关心日本的民主化相比更关心使日本成为其反共政策枢纽的美国人宽恕了日本天皇并释放了战犯，从而鼓励了一种集体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注：彭玉龙：《谢罪与翻案》，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284页、302页。）换句话说，战后初期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的美国有意保留天皇制和释放全部战犯，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和军国主义复活种下了祸根。与此同时，与欧洲遭受过纳粹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从未放弃对德战争索赔和追捕漏网战犯不同，亚洲大多数受害国不仅宽恕了日本战犯，而且基本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正因为战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尝到过经济破产的滋味，这就使得日本政要失去了历史负罪感，并公然用否认侵略历史来回报“以德报怨”的亚洲各国人民。
    6、两国的政权基础不同
    德国战败后，盟国吸取了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向战败国一味掠夺却不去铲除军国主义祸根，致使德国再度为祸世界的沉痛教训，认识到在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改造之前，任何一个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都不值得信任，于是盟国占领当局担负起彻底清算德国纳粹残余势力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历史性工作。在1945年至1949年苏美英法分区占领期间，不仅解除了德国武装、取缔了德国全部纳粹党团，而且彻底打碎了德国原中央政府机构，由“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占领期间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中央政府职能。此间，尽管德国的一些旧的地方行政机关还在工作，但其原地方官多已出逃，所剩无几。在此基础上，1949年9月7日和10月7日分别成立了崭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无论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其政府官员基本上都是战时遭受过纳粹政权迫害的原抵抗运动成员、流亡民主人士等“历史清白者”和“政治上无负担者”，绝无旧纳粹官僚置身其中，实现了新旧政权的一刀两断。这无疑有助于置身新政府中的德国新政要客观审视和彻底反省前纳粹政权的战争责任及其罪行。
    反观日本，战后政府与战时政府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促使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初步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在内的对日政策。但随着冷战开始，美国迅速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但重新武装和释放战犯，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的战时政治体制和统治机构：（1）二战罪魁祸首裕仁天皇和战争祸根天皇制被保留；（2）战犯重返政坛、军界掌控国家大权；（3）战时的多数政权机关战后未经裁撤和改造继续统治着日本。这样一来， 与旧政权具有明显承继关系的战后日本政府，必然因其统治核心、多数官僚和多数政权机关依旧而对战时政府的战争责任及其罪行的反省受到极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