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和西欧的外交政策对西欧经济复兴的影响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固然经济原因是主要的,但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也不容忽视,甚至是很重要的。本文试图就战后美国和西欧的外交政策对西欧经济复兴的影响谈些看法。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西欧各国遭到沉重打击,德、意战败,英、法遭受严重创伤,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都遭受巨大破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当时西欧各国的“桶底已经刮净”,整个西欧已沦为“瓦砾堆”和“贫民窟”。 然而,进入五十年代后,西欧各国的经济却逐步得到恢复。到1952年6月, 西欧各国的工业产量比战前上升了35%,农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10%。马歇尔计划受援国的钢产量从1947年的三千一百万吨增加到1951年的六千万吨,汽车月产量从五万四千辆增加到十四万五千辆。发展到1977年,西欧共同体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亿美元,接近美国的一万八千八百九十六亿美元,大大超过苏联的七千另八十二亿美元。对外贸易和黄金外汇储备则早已占世界首位。 在西欧各国的经济复兴中,战败国联邦德国的复兴最为突出,反之,英国的经济则发展滞缓,走走停停,有气无力。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自1950年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后,1955年,它的工业产值超过英、法,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工业大国,1957年,它的工业生产比1950年翻一番,1969年再比1957年翻一番,1970年,联邦德国按人平均的工业产值达到一千四百四十三美元,不仅把英、法远远甩在后面,而且首次超过美国。从1949年到1963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6%,而同期法国为4.6%,联邦德国为7.8%,意大利为5.8%。从1960年到1970年,英国的年平均增长率虽有提高,但也只有2.9%,而法国为5.7%,联邦德国为4.6%,意大利为5.3%。 总之,战后凋敝不堪的西欧经济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得到了恢复,此后继续发展,终于在七十年代成了被美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世界五大中心力量之一,重新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空前膨胀,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处于一家独霸的地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空前衰弱,德、意、日垮了,英、法削弱了。与此同时,苏联却成了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世界政治、军事强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称霸世界,一方面利用它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同苏联对抗的旗号下,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渗透;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又觉得自己有孤立无援的危险,不得不从自己的长远战略利益着眼,调整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援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拉拢盟友,以对付苏联。1945年8月,杜鲁门对戴高乐说,“在今后的世界上,自由世界和苏维埃世界的争夺将压倒一切。所以最主要的是要避免各国之间的争端和革命的震荡,以免使非共产主义国家变成共产主义国家”①。1946年4月6日,杜鲁门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力陈美国必须援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因为我们懂得,我们不能在一个经济停滞的世界中分享繁荣。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因为经济困扰无论出现在世界哪一个地方,都是暴力政治的孳生地。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因为我们觉得,向正在医治因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而遭受损伤的朋友和同盟者伸出援助之手,是正确的。”②随着美苏对抗的日益加剧和“冷战”的爆发,杜鲁门政府的上述考虑和做法,终于在1946年至1947年春之际逐步形成了一项对西欧政策的总原则,即大西洋联盟政策:“帮助建立一个在军事和其它重大问题上同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结合的繁荣而统一的西欧,使它作为一个强大力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同北美洲进行广泛的协作”③。 还要看到的是,美国在制定这一政策时,还吸取了历史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德国苛刻、勒索性的政策,加剧了德国的经济困境,助长了纳粹的“生存空间”论和复仇主义的抬头。“因此,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策的目的”④。这样,美国在二次大战后,鉴于德国重要的战略地位,出于对付苏联和复兴西欧经济的需要,便逐步采取了一项在统一西欧中把联邦德国作为核心来复兴的方针。1946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联邦德国的斯图加特发表演说,指出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倘若有丰富煤钢资源的德国变成贫民窟,那么,欧洲的恢复,特别是比利时、荷兰及其他德国邻国的恢复,将放慢速度。他说,“美国人民要把德国政府交还给德国人民”⑤。美国政府在制定马歇尔计划时明确指出,“改善西德经济状况以及恢复它的生产能力,应成为我们在这一地区政策的首要目标”⑥。 再具体从赔偿政策来说,二战后,美国提出了“少赔偿或不赔偿”的政策,这当然是美国企图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经济自由”、“机会均等”的手段,控制战败国的财政、经济和贸易,改变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和传统国际经济联系,最后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另一种做法。但是,“不赔偿或少赔偿”与勒索性的赔偿毕竟是有区别的。无疑,美国这样做,也是汲取了历史的教训。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讨论德国赔偿问题时说,“美国不想为自己要大量赔偿。它上次大战后曾借钱给德国[赔偿],这次决不一错再错”。他还说,“如果不给德国人留条生路,他们势必成为世界其它地方的负担”⑦。 应该承认,战后美国的对德政策同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后来的飞跃发展,有很大关系。 其次,1929-1933年遍及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认识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整体,一处崩溃会殃及全局。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莱顿在制定马歇尔计划时说,西欧“严重的经济瓦解将导致美国经济的萧条”⑧。从经历过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克莱顿的这句话中,不难看出这次大危机所留给他的可怕教训。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汇编的美国七十年代对外政策论文集《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说得更明白,“重视国际经济合作……部分地是因为汲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三十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引起贸易萧条和无谓的竞相把失业转嫁到国外,而且同随后发生的政治崩溃和军事惨败有关”⑨。 1947年6月提出、1948年4月通过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的第一个具体体现。根据马歇尔计划,美国从1948年4月到1952年6月底,共拨援款一百三十二亿美元。而且,从1945年中到1946年底,美国已给西欧各国贷款七十五亿美元。 无可否认,在战后西欧经济复兴中,美国的援助确实起了相当的作用。阿登纳说,“没有美国的援助,德国的复兴是不可能的”⑩。希思1971年1月16 日在英国保守党年会的讲话中说,“在整个那段时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帮助和保护,我们和其他西欧国家得以生存下来,并且繁荣昌盛”(11)。然而,同样无可否认的是,美国援助西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艾奇逊在被杜鲁门称之为“马歇尔计划序幕”的1947年5月8日克利夫兰演说中说,美国在战后年代给了世界上很多国家以援助,“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自己生存的问题”。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解释道,“美国的经济需要欧洲的销售市场,同时美国从它面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安全考虑出发,和出于它自己的经济原因,就必须关心欧洲的复兴”(12)。至于美国利用“美援”作为影响西欧各国政治的手段,曾任美国经济合作署驻欧特别代表的哈里曼在1944年3月就说过,“经济援助是我国影响欧洲政治事务的最好武器”(13)。对此,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1948年1月22日的演说中提到马歇尔计划时说,“这种做法并不是说丝毫没有私心的”(14)。法国总理德勃雷在1961年2月9日的一次谈话中说,“美国迄今给欧洲所施舍的援助是从美国只着眼于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出发的”(15)。 综上所述,战后特定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及美国在这一格局下所采取对西欧的政策,是战后西欧经济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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