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次大战后，西欧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普遍依赖美国，此乃战后严峻的现实所决定，连戴高乐也承认，在战后初期的情况下，“恐怕没有比美国的帮助是更需要和有益的了”（24）。但西欧各国在当时所执行的依赖美国的政策，既有其软弱、依赖的一面，也有其从依赖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一面。而战后美苏对抗的国际关系格局又使它们有可能实现这种政策。随着西欧的恢复和发展，这后一面越来越突出，同美国的关系，终于从五十年代的依附关系发展到六十年代的伙伴关系，七十年代进而发展到经济上的竞争关系。战后西欧各国因它们政治、经济地位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对外政策，深深影响着它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显出速度和水平的快慢差异。
    先说英国。为了维持正在衰落下去的大英帝国，英国政府从战后初期到七十年代初的长时期内，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并执行了一条统称为“三环外交”的总政策。这一政策的要点是：第一，把维持英联邦和英帝国的地位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总目的；第二，强调英美特殊关系，把它作为整个对外政策的基调，企图使美国成为其追求重建世界大国地位的“靠山”，同时借此取得“优越”于其它西欧国家的“地位”；第三，要在不完全进入欧洲的情况下，左右西欧，充当西欧盟主。然而，战后的实践表明，英国的这一外交战略决策，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给它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
    战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英国首当其冲。英国利用它积累了几世纪的帝国殖民统治经验，施展了种种手段，不仅没有抵挡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而且消耗了它原已很衰弱的经济力量。1956年夏，英国政府在一份关于英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前途的文件中承认，“自大战以来，英国在国防上试图要做的事太多，面也太广，这促成了自1945年以来历届政府所经受的经济危机”（25）。大英帝国的统治基础已从根本上动摇，其衰落是无可挽回的了。
    由于美国的称霸图谋和英美之间力量的悬殊，所谓“英美特殊关系”，自然不能排除美国对英国的排挤、渗透和控制。在美国看来，“美英特殊关系”无非是“作为建立美国体系的工具”。同时，还部分地由于英国丢不开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幻想，而被西欧怀疑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两次被拒绝加入共同市场。
    英国企图称霸西欧，当然不能不遭到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反对。它不愿作为欧洲的一贯完全进入欧洲的做法，以及对西欧联合采取的三心二意、若即若离的态度，更给它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它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左右西欧的能力，低估了西欧国家通过拆除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它迟迟没有加入共同市场，不仅大大削弱了它对西欧的政治、经济影响，使得法德联盟成了西欧的核心力量，使得美国把法国和联邦德国当作自己的主要伙伴，而且也给英国经济带来很大损失，使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能扩大同西欧大陆的贸易，使它和世界其它各地的贸易由于共同市场六国的激烈竞争，而遭到削弱。
    1979年3月31日，先后担任英国驻法国和联邦德国大使的尼古拉斯·亨德森，在给当时的外交大臣戴维·欧文的备忘录中，系统地论述了战后英国的经济衰落削弱了它的外交基础，而战后历届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错误，又反过来促成了这种衰落。亨德森说，今天英国“不仅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而且甚至也不是欧洲的第一流国家”（26）。由此可见，二十多年来力图维持帝国地位的对外政策和其它外交错误，显然是造成战后英国经济发展滞缓、走走停停、有气无力局面的因素之一。
    其次说法国。战后，戴高乐把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戴高乐认为，“德国的崩溃、欧洲的分裂和美苏的对立”，给法国“提供了意外的机会”。他说，“新时期使我有可能着手执行我为祖国制定的庞大计划了”，这就是“从政治、经济和战略观点出发，把靠近来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联合起来”。戴高乐想在美苏之间建立一个以法国为领导的西欧集团的“第三种力量”，“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在必要时，使它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戴高乐知道，由于战后法国的衰弱地位，他首先碰到的必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称霸世界的野心”。但戴高乐又认为，法国虽然显著地削弱了，但他手中还有“几张好牌”可打，这就是：“首先是法国多少世纪以来就拥有的和她能从深渊边缘奇迹般地挽回并部分地得到恢复的威望；其次是在人类处于失去平衡的动荡时代，谁也不能忽视法国的力量；最后是由法国的领土、人民及其海外领地所形成的牢固基础。”戴高乐说，“要紧的是善于利用这些因素”（27）。因此，他主张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坚持民族独立，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当然，戴高乐也绝非不要美国军事、政治、经济的支持，他只是坚持法美关系应是“绝对的合作”，而不应是“从属关系”。（28）
    然而，在戴高乐战后初期短暂当政期间，他重建法国大国地位，在西欧建立“第三种力量”的努力，终因国内经济未得到恢复，力量有限，而无法实现。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人士大都主张调整与缓和法美之间的关系，尽量争取美援以恢复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于1946年1月辞职。
    戴高乐下台后，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压力下和美苏“冷战”的加剧以及出于自身的需要，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对美关系有所缓和，对外政策逐步向美国靠拢。然而，第四共和国也并不象戴高乐所指责的那样，已成为美国的附庸。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统治集团并没有放弃重建法国大国地位的努力，只是在手段上，与戴高乐有所不同。第四共和国在德国问题上，从法国的利益出发，一再反对美国的政策，采取了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提防和压制联邦德国的政策。1954年8月， 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原因之一，是认为它有碍法国的独立主权。1953年2月，当时的法国外长皮杜尔私下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 他建议把北约组织置于“美、英、法三国政治小组”的控制和指挥之下。皮杜尔的这一建议，实际上与后来戴高乐在1958年9月提出的在北约组织中建立美、英、法三国理事会的建议差不多（29）。
    1958年6月，戴高乐再次上台，组成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随着法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美国力量的相对下降，法国的力量有了增长，因此在这一时期，戴高乐维护法国独立，反对美国控制和干涉的斗争，就演得有声有色，颇为壮观了。他采取了一系列打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霸权地位的行动，使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他采取了法德和解、联盟的政策，企图依据法国在政治上的优势，借助联邦德国的经济力量，为自己所用；面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戴高乐创建法兰西共同体，被迫承认法国海外各殖民地的独立，同时又借此保持对这些国家的传统的社会、经济联系。如此等等，都对经济复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还把法国的一个最重要包袱--印度支那战争接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