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对华宣言对尔后改善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其积极意义十分重大。但并不排除该宣言的局限性甚至一些错误提法以及苏俄政府极力摆脱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动机。苏俄当时是希望中国冲破帝国主义列强的束缚，与苏俄结成联盟。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拒签巴黎和约则为建立这种联盟关系提供了可能。参加起草工作的威廉斯基说，根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要求，苏俄政府认为，中国可能向苏俄提出归还中东铁路与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而“这些对中国有利的要求，苏俄可以慷慨地予以满足，并借以为自己获得一个盟友”。并认为“使苏俄与革命的中国结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为此我们应当不惜一切”。而这个苏中联盟“将成为建造远东无产阶级兄弟联盟大厦的基础，以争取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4]（p.65）。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宣言起草人根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大纲要求，将归还中东铁路等内容写入了宣言。
    苏俄政府接待了张斯麟代表团，并为该团了解苏俄情况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1920年10月2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把第二次对华宣言交给张斯麟，请他转交北京政府。1920年秋，苏俄军队业已越过西伯利亚，靠近中苏边境，远东地区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中东铁路已经直接关系到苏俄的军事、经济等重大利益，苏俄便在其对华第二次宣言中开始改变了仅仅一年前发表的对华宣言主旨。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提出缔结中苏友好协定的八个要点，集中体现出两大意图：一、继续清理沙俄侵华历史遗留问题，以疏通中苏关系的渠道；二、要求中国与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彻底断绝关系，不给他们提供任何反对苏俄的机会和可能，以求与中国接壤的广大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该宣言在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用了比第一次宣言更为明确和彻底的措词，删去了第一次宣言中关于放弃“满洲和其他地区”的混乱字句，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政府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1]（p.87）就字面上看，旧的中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一语，比第一次宣言所持立场又前进了一步。其实不然，在后来的中苏磋商和谈判中，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正是苏方代表所坚持的基本立场，而且凡涉及中苏疆界问题，苏方态度就十分强硬，苏方表示出的惟一让步是“不坚持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保有”而已。关于中东路问题，第二次宣言以“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也参加”[1]（p.87）。替代了第一次宣言将中东铁路及其一切租让企业慨行归还中国的许诺。此后几年中，苏方一直坚持中东铁路必须由两国合办，这种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与苏俄历次宣布的扶助弱小民族的原则是不一致的。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第二次宣言比第一次宣言退步了，这正是在国内和国际局势改善的情况下，苏俄对于改善它同中国关系的兴趣已不大了。总的来说，第二次对华宣言表现出明显的务实态度，表明苏俄对华外交从追求建立联盟关系转为建立一般平等的国家关系阶段。苏俄政府态度的变化，使本来就对苏维埃政权猜忌颇多的北京政权更加狐疑不定，怀疑它发表宣言的诚意，在对苏关系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北京政府没有立刻答复苏俄的对华宣言，但于1920年12月10日任命了驻莫斯科总领事，次年2月11日又对苏俄宣言作了正式答复，“查中俄界连长数千里，证之历史，考之地理，两国一切关系情形当然极为切近。故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与贵国直接开议也”[1]（p.90）。表示愿意直接与苏俄政府谈判。
    二、从北京政府转向孙中山
    为了保证在远东的国家利益，苏俄代表坚持要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即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从法律上承认俄罗斯联邦，因为“北京是民族统一的象征，首先我们应该同北京来往”[5]（p.65）。1920年以来，苏俄方面派出的优林、裴克斯、越飞使团同北京政府进行了长期交涉，试图建立双方友好关系。
    1920年8月26日，北京政府接纳了苏俄对华外交的探路先锋优林率领的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优林率团使华，基本上实现了列宁关于尽快打通边境往来，恢复与中东铁路之间交通的指示，宣传了苏俄对华宣言的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北京政府停止了对旧俄使领的待遇。但是，优林及其代表团并未能解决远东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及根本解决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1921年底，裴克斯使团抵华，苏俄政府与北京政府之间的交涉正式开始。裴克斯是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但形势的急剧变化却使他的使命难以完成。在他到京之前，中苏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斗争已很尖锐和复杂。先是因苏军进入外蒙剿匪后一直不践言撤退，而引起多方交涉。1921年11月5日，苏俄与外蒙又签订了《俄蒙修好条约》，更使这一斗争升级。所以，北京政府在抗议之余，与苏俄的谈判就以外蒙问题为重点，商务问题和中东路问题都要以此为转移。1922年8月，苏俄改派越飞来华，由于坚持苏俄红军不从外蒙古撤退的立场，越飞与裴克斯一样，也没有能够同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当时的北京政府强烈要求苏俄从外蒙撤军，并以此为中苏建交的首要条件，于是，外蒙古撤军问题成为中苏关系的症结。
    为了迅速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苏俄在交涉时，积极接近掌握实权的人物，为此，实行了重视和联合中国实力派的政策。打算利用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联盟，在北京建立另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以此对北京政府施加影响，促使俄中谈判朝着对苏俄有利的方向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吴佩孚集团和孙逸仙集团是最有前途的。这从越飞给苏联领导的函电和莫斯科对这些函电作出的反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初，苏俄外交是面向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把他看做是最强大和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领导人。与这个指导思想相适应，也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同吴佩孚合作的方针，同时努力争取实现孙逸仙同吴佩孚的合作，相信这种合作应该导致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但吴佩孚和孙逸仙联合的计划遭到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拒绝，苏俄只得放弃这一计划，另谋他途。直到1922年，吴佩孚在外蒙古问题上对苏俄越来越表示不满，双方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吴佩孚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小，苏俄遂决定弃吴不用。从1922年底起，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实力集团的变更，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在不断扩大，越飞也不断向莫斯科建议与孙中山合作，一直愿与苏俄建立联系的孙中山开始受到重视。许多文件表明，苏俄越来越倾向于孙逸仙。越飞认为同吴佩孚合作是不现实的，只有孙逸仙才可能是俄罗斯联邦的惟一盟友。1923年1月，越飞给莫斯科的信中指出：“吴佩孚也在俄国所有敌人的大合唱中提高了自己的嗓门，并发出一份令人极难理解的通电，其内在涵义只能解释为，吴佩孚试图证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5]（p.209）越飞试图使莫斯科相信：“孙逸仙远不是凯末尔，他在更大程度是我们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们现在同他一起携手并进，他决不会背叛我们。”[5]（p.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