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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人们无不认定“教育为立国之本”。究其所由，皆因现代社会的变化发展，端赖教育的进步及知识人才的养成。是故不论社会变革或社会变故，无不及时地对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或变易。检讨国民政府抗战教育的演变形成，尽管有关政策调整相对而言较为全面且能发生一定的历史影响，然而征诸历史的实际需求，显然在调适步骤上“慢了半拍”。这种教育政策上应变的“迟滞”现象，实由最高统治阶层某些心理定势所造成。
    首先，“攘外必先安内”的心理定势，是影响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
    如众所知，国民政府自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以来， 由于坚持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治国方略，其统治基础一直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为此在教育政策上，始终为配合军事上的“统一”战争之需要，过分强调凭借教育来“训化”人心的“统一”。因此，在战略决策上承袭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统治术--“攘外必先安内”。在教育政策的变化调整过程中，同样显示了这种以消弭“内患”为先、抗御外祸为次的心理定势。
    如何使教育来担负起消弭内患统一人心的政治作用？国民政府最高领导阶层的统一认识，即是恢复传统的伦理道德之教。他们认为现时社会人心不古思想混乱的本源，乃在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传统中国文化道德的旧基础日益崩溃，而新基础尚未确立。故而值此社会不靖、人心思乱之际，“今后教育的责任”，即在于“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将我们原来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各种精神，以及修齐治平的智能提高起来”，则无疑为援救危亡、复兴民族寻找到“最好的武器”（注：《蒋委员长言论类编·文化教育言论集》，正中书局1941年版，第143～158、31页。）。这种“最好的武器”，蒋介石曾将其浓缩概括为“四维八德”，并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注：《蒋委员长言论类编·文化教育言论集》，正中书局1941年版， 第143～158、 31页。）。基于上述认识，以恢复和发扬传统伦理道德作为教育变革的主导思想并借以实现政治目的，成为国民政府制订和调整教育政策的一条铁的法则。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当一场全面的民族战争迫于眉睫之时，尽管其时国家最高当权者也认识到，“我们今后要把侵略中国最凶猛、与中华民族生存绝对冲突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作为我们唯一的对象”（注：蒋介石：《教育救国与救国的教育》，见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 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但是在教育应变的实际操作中，却始终把在教育领域全面“复兴中国固有的道德”来“统一”人心，作为“民族复兴运动的第一步行动”。对此，人们只须从其时前后继起的“特种教育”与“新生活运动”的实施内容及其主要目标，即可得到清晰的认识。
    “特种教育”的推出，实乃国民政府为除“心腹之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势力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统治手腕使之然。按蒋介石的认识，“剿匪以‘攻心为上’”，“而礼义廉耻就是攻敌人之心的最好武器”，因此，“礼义廉耻是剿匪的唯一的武器”（注：《蒋介石在江西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之讲词》，《民国日报》（江西）1933年2月1日。）。于是在融政治、军事、教育三者为一体的“管教养卫”的统治模式中，“教”则成为最为关键的环节。而“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的，同样是为了把全国纳入“内战”的军事化轨道：“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因此，“新生活运动”的准则，“就是要使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合乎礼义廉耻”（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转引自《中华民国教育史》第162-163页。）。总之，国民政府在“特种教育”和“新生活时期”对“礼义廉耻”的运用，乃是通过教育的渠道，将其灌输给国民的全体，力求破山中“贼”的同时破心中“贼”。
    不可否认，以中国“固有传统道德”为主旨精神的“特种教育”和“新生活运动”，因抗战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止。但是，对于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政治来说，由于“内患”一直未能消弭，故而即使在抗战最为激烈的时期，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心理定势，无论在教育政策和教育措施上，仍然以变换的方式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以“管教养卫”四事并重为其“事功”的“三育并重”、“文武合一”的教育方针的提出，以及强调“政教合一”、“管教养卫合一”的“新县制”下“国民教育制度”的实施。由此，人们不难看出国民政府在教育事业上的某些不变原则。
    其次，“忍让和戎”的心理定势，是影响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二。
    或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偶然，蒋介石组建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第三天，即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好战分子田中义一上台组阁之日。这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自始就避免不了承担一场全面民族战争的历史使命！虽说蒋氏本人及其高层领导集团中不少人曾留学日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均有相当的了解和体验，然而在日本步步逼紧的侵略行动面前，为了自身政权统治基础的稳定，在外交上坚守传统的儒家怀柔和忍让的和戎信条。这种政治外交的心理定势，无疑对国内各个方面的应变政策的制订调整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尤其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和爆发之初，对民族教育事业带来了相当程度的损害。
    早在1928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成立一周年之际， 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再度出兵侵入山东，随即蓄意制造了“济南惨案”。对日寇这一为全面侵华试探“新政府”政治外交态度而投出的“探路石子”，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则以密令国民军绕道济南的处理方式作出忍让之举。自此以后直到“九·一八”事变，无论日本军事势力如何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直采取沉默退让的处事态度，其和戎外交的理论依据，乃是中国“在实际上”“尚没有对日作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