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不抵抗”方针指导下，中国的民族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据有关学者依照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所载的统计，中国因事变所受的损失不计民间损失在内即在18350余亿元， 其中学校及文化机关损失达153亿多元（注：章君毅：《抗战史话》，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民国六十九年）版，第44页。）。尤其东三省的沦陷，除东北大学等个别学校内迁关内，所有东北的教育机构，或沦为日寇推行殖民教育的场所，或因日寇破坏而完全停办。自此中华民族教育事业无日不在敌寇炮火的威胁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文教事业所深怀的阴毒之心，到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 发生时，更是暴露无遗。“自日军犯境，淞沪沦为战区，所存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注：《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况的有关文件》，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5282）。）。统计其时上海地区仅高校即有同济大学等14校受到了惨重破坏，其损失共计高达7438187 元（注：《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况的有关文件》， 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卷号五 （5282）。）。此外尚有大量的中学、小学以及一些社教机关亦同时受损。
    尽管民族教育事业受到如此破坏和毁损，但国民政府和戎之声仍然甚嚣尘上。正如蒋介石本人所说，“中正在九一八以后，一面倡导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对抗日战争作精神物质的准备，一面仍苦心孤诣，劝喻日本改变他武装侵略政策”（注：《蒋总统政党政治讲词集》（台北）第1册第150页。）。这种与虎谋皮的“劝喻”，在蒋氏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注：张其昀编：《蒋总统集》第2册， （台北）国防研究院出版社1968年（民国五十七年）版，第2103页。）。
    由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集团奉行“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和戎”外交路线，故而在教育政策的应变调整方面，不仅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即使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一段时间内，还存在一种妥协求安的心态。于是有了前述“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的“指示”。检讨这种“忍让和戎”的心理定势给民族教育事业带来的后果，即是在战争全面爆发前对广大师生的爱国运动的残酷镇压，在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个时期，招致各地各级学校因“变起仓卒，不及准备”，“遂使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历年在教育上所建立之基础，损毁过半”（注：参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编第2 章“抗战时期教育” 。）。
    再次，“立长治久安之始基”的心理定势，是影响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三。
    任何新的政权的建立，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为了自身统治的长久，一般在其初建时期，都能积极从事包括教育在内的某些“建设”事业。客观地讲，南京国民政府在其初建时期，出于建立其“一统天下”的政治目的，对教育亦能进行一定的变革，取得了某些实质性的进步。这些成就的取得，又与国民政府最高当权者们对于教育的社会功用一直十分注重分不开。在蒋介石看来，教育的事情，乃是邦国百年大计的基础，社会之良窳，国家之兴衰，其根本皆系于教育之优劣。正如他在《建国的行政》中所强调：“我们建国的基本要务就是教育。教育乃国家民族精神与文化，亦即永久生命之所托。所以教育之优劣成败，即国家民族之兴亡盛衰的最大的关键。”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蒋氏对于依赖教育立国还寄予绝大的希望，认为“就国家之前途以言，亦唯有乘此时机，统一国民之目标，健全国民之思想”，“以奠立长治久安之始基”（注：蒋介石：《训勉全国各级学校校长教职员电》，《中等学校训育法令汇编》，四川教育厅1941年印行。）。
    正是基于此等认识，国民政府一直注意将教育改进成完全符合自己旨意的统治工具，以教育为其重点改造的领域，企望借助教育的建设带动整个巩固政权基础的建设。因此，国民政府的高层人物们对既有教育时时表示出相当的不满。早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教育宗旨时即指出，“整个中国教育，乃露呈其弱点与危机”，其中亟待纠正者有所谓“六滥”。至1934年，在经过多年的“纠正”后，时为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一次电台讲演中依然如是说：“中国的教育究竟有没有进步，近来常常有人这样发问。对于这种疑问，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作一个肯定的答话。”“不过，中国教育的现状，不足以应付当前国家社会的需要，不足以帮助中华民族排除当前的困难，这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因此，我们不能不为更大的努力，以期最近期间，能够得到更大的进步”（注：王世杰：《中国教育的现状》，《革命文献》第55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第69页。）。
    为了使教育“足以应付当前国家社会的需要”，“足以帮助中华民族排除当前的困难”，国民政府的决策人物，对在中日之间不可避免且即将发生的民族战争中教育该如何调整变化，一直采取消极的应变态度，一直坚持按照自身在所谓建设时期对教育规定的任务或设计的计划去行事。如在1935年春夏间，蒋介石在视察川、滇、黔、陕等省之后制订的整个“建设”计划时，对教育的要求即预计于1938年年底之前实现下述任务的完成：推行新生活运动，展开国民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传统道德，培育国民作战精神，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以奠立长期作战之基础（注：参见《中日战争史略》第2册，（台北）国防部刊行，第158页，转见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民国六十七年）版。）。为了实现这种“战略”计划，国民政府不惜丢失大片的国土，美其名曰“以空间换取时间”，企图借此“拖延”全面战争的到来。尽管直到大战已经发生时，这种“计划”完成不过“三分之一”，但这种借教育而立“长治久安”之始基的心理定势，一直未曾减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事物，固然国民政府借教育来立长治久安之始基出于一党专政之私利，但于中国的民族教育事业的进步，在客观上不无某些助益。遑论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十年间的中国教育事业的变化发展，即如战争初期，在“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思想指导下，对于那种一时间议论纷纷地要求废弃平时的正规教育的过激思潮的平息，尤其抗战时期顾虑周全的“九大方针”及“十七要点”的制订，以及抗战期间教育机构的转迁及转迁后的积极发展，如此等等，无不显示出借发展教育而奠国家建设之基的指导思想，在客观上为教育领域带来一定的实际绩效。由是保证了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不致中辍。
    综合言之，国民政府于抗战前夕，为了实行一党专政的治国方略，对关系社会教化和人才培养的教育事业，一方面颇为注重，并在战争爆发期间做到力保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致中辍，但另一方面，甚至在强敌深入国门的窘境下，置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依然不作积极应变调整的对策，招致民族教育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由此历史实际，不难获得两点启示：其一，任何历史时代，若置一党私利于民族整体利益之上，在民族利益受到严重毁损之时，其政党利益必将成为无皮可附之毛。其二，在一个“穷国无外交”的时代，不可企望通过退让和戎的方式换取短期的和平建设，尤其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对中国素怀吞占野心的敌手，更不可心存侥幸！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蒋委员长言论类编·文化教育言论集》，正中书局1941 年版。
    [3]《教育部公报》有关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