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列强对华关系中，和英国人重视贸易不同，法国更关注对华的文化输出，这也是近代中法关系史的重要特色。其中，法国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扩张更是首当其冲，由此引发了大量反映中法文化冲突的教案，对此学界已加以充分的注意和研究。但近代中法文化关系实有更多的面相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中法文化的冲突融合实际上是并行而且交织的，这种趋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也有明显的体现。本文试图对19世纪后40年的中法文化关系作一梳理，以尽量展示这一时期中法文化关系的全貌。
    一、较之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中法文化冲突趋于激烈，主要表现在宗教冲突上，并以义和团运动为标志达到了顶点。
    1844年清政府弛禁天主教，为天主教在中国广为传播打开了锁。但由于《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传教士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这道门还只算开了一条缝。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允许外人在内地传教，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又给予天主教以收回以前禁教时期被没收的教堂教产及在中国内地购买土地建造教堂的权利，这扇大门终于完全敞开了。
    传教士们的工作看起来是富有成效的，很快，他们的身影就遍布中国的各个省份。法国天主教更是控制了中国23个教区中的15个。可惜，不平等条约和皇帝的上谕并不能带来教会所希望的一切，在十字架迅速插在中国大片的土地上的同时，中国人的抵抗和敌视也发展起来了。教案及围绕教案的交涉成了19世纪下半期，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外关系的重要事件。较之西方列强向清政府提出的通商的要求，晚清朝野、官民似乎更不能容忍传教。沈葆桢就说：“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1]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因为通商只是“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2]当然不能不极力反对。由于法国政府对天主教的重视和保护及法国天主教在华基督教中绝对优势地位，针对法国天主教的教案也就尤为突出，如在天津教案中，一位当事人告诉一位外国记者：“英国人一点也不用害怕，中国人只跟法国人过不去。”[3]因此，教案更构成了19世纪下半叶中法关系史的重要一页。有研究者把1860～1899年教案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1860年～1874年，第二期为1875～1884年，第三期为1885～1899年。统计发现，每一期教案的数量都较上一期有所增长。教案总数亦高达811件，[4]（P.16）（注：按关于晚清教案数量，有不同的数字，该统计以教务教案档为主要资料来源，辅以其他记载，可大体反映民教冲突的全貌。）和明清间天主教来华情况有天壤之别。
    造成此种分别的原因甚多。在既有的研究中，中国大陆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引发了教案，教案当然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一种表现。这样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教案何以发生，但也有明显的不足：首先，如果教案本质上是反西方侵略，如何解释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基督教的严格禁止和民众对基督教的敌视？其次，教案的领导和策划者多是中下层官绅，尤其是策划者。这从大量流传的反洋教揭帖可以确认，《传信年鉴》中反映出传教士们对此也深信不疑。而官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未受到教会势力的严重冲击，还面临着来自中央和高层官员的压力，他们反教的动力何在呢？
    前引李星沅的话其实揭示了官绅的忧虑所在。他们认为，传教将“夺华人之心”，中国固有的文明将不复存在。大部分的教案体现了中法两种完全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
    首先，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东亚的中心，中国的士大夫生来就生活在一种文化优越感中，一切外来的文化，都被认为是野蛮的、粗俗的。而入侵者武力强加于中国时，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意识便更加凸显和被强调。而作为中国文明主流的儒学和天主教在观点上也确有极大的不同，如天主教宣扬出世，鄙视现世，而儒家则讲求入世，提倡修齐治平；天主教信徒不分男女，在儒家看来则有悖人伦。如著名的反教文书《天主教邪说集》中说：“君臣父子，皆以兄弟相唤，母女姑媳，皆以姊妹相称，谓世上止有天父、天母、天兄，此外无所尊卑者，虽西洋习俗类然，而英、法诸国为最。”由于先入为主的排斥，士大夫对天主教的认知也有极大的误解，再以讹传讹，造成人心浮动，进而酿成教案。天津教案的发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其次，社会习俗上的冲突。中国地方每年举行迎神赛会，是重要的风俗，一般费用由村民公摊。天主教徒因教规拒绝参加这类活动，同时拒绝分摊费用，其他如修庙、祈雨等活动类似。而教外民众认为，求得雨来，教民同样地得到好处，当然应该出钱，修成了路，教民也不可能不走，拒绝分摊就是占了便宜，由此产生了民教冲突。
    也有民众不理解教会的宗教习俗而发生的教案，1876年的宁国府教案即是典型。天主教江南教区的老传教士们有一个习惯，每年圣枝主日要分发由棕榈枝或柏树做成的树枝，上饰有彩色纸条，贴有各色人像或展开双翼的天使像。信徒们领圣枝回家，便供在客堂或经堂内。教外人不明真相，认为这是天空剪辫子的妖魔，二剪辫在民间被认为是吸人灵魂的巫术，也是反清的标志，于是谣言四起，说“传教士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人的辫子脱落。大家一致断言，只要向空中抛散一片纸并在上面吹一口气，立即就会有一条辫子脱落，这种巫术的受害者不会再有超过三天的生存期限了。为了摆脱这种灾难，儿童们于辫子上栓上一页写有迷信文字的纸片，男子们勇敢地把发辫握在手里，或者是盘结在其头发之下”。[5]（p.371）紧接着，教案就发生了。
    天主教对中国文化态度和传教方式的转变也是造成中法文化冲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