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法国后，首先引起中国人注意的，是发达的物质文明。如斌椿初抵马赛，看到“街市繁盛，楼宇皆六七层，雕栏画栋，高到云霄。至夜以煤气燃灯，光明如昼，夜游无需秉烛”[23]（p.107）至里昂，“灯火满街，照耀如昼，繁盛倍于马塞矣。”[23]（p.108）到了巴黎，“街市繁华，气局阔大，又胜于里昂”。[23]（p.108-109）郭嵩焘由于先到了伦敦，还把巴黎和伦敦作了比较，“巴黎街道较伦敦为宽，我街心树两行，或左右各种一行，树外开流水沟，房屋整齐，不似伦敦之高，而一望鳞次栉比，其富庶之来远矣。”[24]（p.554-555）此外，还充满了对电梯、火车、自行车、动物园、剧院、电报、马戏、博物馆、医院、照像技术等的描述，在张德彝、志刚的书中对其中一些记载颇详，显示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大体说，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记述中，此类描写比例很高，70年代中期后驻外使节、技术人员的记述中就不太多了。这也不难理解，初次赴法的中国人，脑子里比较多地充斥了野蛮、落后之类陈腐的观念，乍见繁盛若比，自然印象颇深。早期使团的成员见识水平本就不高，自然不会进而考究在繁盛的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到了郭嵩焘、曾纪泽，他们的眼光要更高明，因而就能由表及里，看到更深层次的法国。
    郭嵩焘利用到法国的机会，深入考察了法国的政治制度。他注意到，“法国官职视他国为简，不设宫官，以其国主亦称统领，君民相视平等，故无所事朝仪也。”[24]（p.555）“法国分立君、民二党。君党中又分为三，……有主世爵中推选者也（世爵多属君党，其为民党者持论如此）；民党亦分为三，有主听民推送者；有主通贫富上下，养欲给求通为一家，不立界限者。”[24]（p.885-886）曾纪泽则见微知著：“中华人来欧洲者，有两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一曰物价太贵。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至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畿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豪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25]郭嵩焘还广泛地考察了法国海军的设置及装备配备，法国的诉讼制度及程序、法国的选拔人才体制、法国的关税及法国造船的历史。他还考察了法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居民达百人的镇就要设男女学校，全由民办，国家监督，每年入学者达400万人。曾纪泽则更多地以外交家的眼光观察法国，他注意到了法国和英国、德国的矛盾，并以此形成了他的关于中法战争的主张。到了90年代的薛福成，有了郭、曾的基础，走得更远，已明确地赞美欧洲的民主政体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黎庶昌。虽是外交官，他记述的重点不是本人的行踪交往，亦不是作为使节的交涉社交，而更多地记载了两国的社会和文化，在描写民风国俗时，由于他的知识素养，并非单纯猎奇，而是能从细微处见精神。他写法国议院，“院不甚巨，绅士集者可200余人。刚毕达据案中央台上坐。旁置一铃铛。有一绅连立台下发议，刚毕达不欲其议，数数摇铃止之。其人弗听，下而复上，众皆日语诋呵。又一绅，君党也，发一议，令众举手，以观从违。举右手者不过十人，余皆民党，辄拍掌讪笑之。当其议论之际，众绅上下来往，人声嘈杂，几如交斗，一堂毫无肃静之意，此民政之效也”。[26]“民政之效”语、褒贬跃然纸上；参观巴黎译书局，他详备描述了印刷过程，注意到各国字母模具皆备，包括中国文字，还看到译自印度的法文佛经，感叹道：“西人好古之深，于此可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黎庶昌对巴黎的园林、水源、法国钱币等都有留心，还考察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自然地理，这在当时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黎庶昌、郭嵩焘、薛福成均属中上层官员。一方面，由于职位较高，视野较宽，又有机会亲赴法国，使他们的见识较高，另一方面，他们较少高层官员的顾虑，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们是这一时期对法国文化了解最多、见识也最高的一批中国人。
    【参考文献】
    [1]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M].（卷五十三）。P.7.
    [2]李星沅。洋务抉要，论传教[M].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2）。P.13.
    [3]清末教案（第4册）[M].中华书局2000.P.224.
    [4]陈银昆。清季教案的量化分析[M].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P.16.
    [5]清末教案（第4册）[M].P.371.
    [6]传录（第7卷）[M].传全（第2卷）[M].P.6，转引自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M].上诲译文出版社，1983.P.32.
    [7]江南传教史（第一卷）[M].P.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