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接受中亦有抗拒，天主教会内部也存在着中外文化冲突。
    教会中的中国籍会士和教徒中不乏爱国者，他们希望通过宗教和教会事业为中国的进步出力。当教会强调法国利益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如英敛之看到：“法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法，意、德教士惟歌功颂德于意、德，……演出形迹，使其人竟如虎伥，使其教竟同罪薮。”中国教士谈爱国则不行：“前岁彼国被德摧毁后，该国枢机主教某公，发出权勉国民书一篇，反覆比喻，谆谆以爱国为训，至理名言，无论有识无识，莫不痛感。至于我国宣教者，从未闻有提及爱国者，或有之，吾未闻也。岂圣道教理，独于中国教民，当使之爱外国乎，真欲索解而不得已”！[17]马相伯的民族意识亦相当强烈，他曾拒绝担任法国驻上海领事的秘书，他说：“我学法语，非为法国用，是为中国用”。后来，他和胞弟马建忠离开徐家汇，因为“我从来不是法国会士。如果要我做法国会士，我宁愿不是耶酥会士”。[18]促使他们离开的原因是新到的外籍会士占据了他们的朝南房间，“因愤于中外修士待遇不平，便毅然退出”。[19]这当然只是导火线，如此小事绝不会让马氏兄弟做出退出耶酥会这样在教会看来的“重大的罪恶”，其实是长期感到不平的结果。例如他在徐家汇呕心沥血写就的《度数大全》120余卷无法印行问世，因为有外籍教士看不起他，也因为无人有能力鉴别该著作的优劣。而再推一步，瞧不起中国人和学识缺乏正是晚清天主教无法争取到官绅及引起中国民众仇视的重要原因，马相伯对此天主教会的弊端深有感触。他批评天主教会不“设立高等学堂，及关于科学等种种建设，而又不能抵制誓反教人，殊属无谓，徒令区内外教人，少许多改邪归正之机会耳。”包括国籍传教士本身素质也低，他们“中文程度本不甚高，而拉丁文程度较前更低，圣教历史尚不讲求，科学更无论矣，……传教之士学问不高，何以开启华人，维持教务？”[20]而保教权和治外法权的存在，教会和教民凌驾于社会之上，马相伯认为是官绅民众歧视和误解天主教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提出“还我信教公民宪法上自由之保障，而无事约章上之保障也。”[21]的确，教会的特权吸引大量的“吃教”者入会，反使真正的信仰者不满，并望而却步，影响了教会的发展。
    四、这一时期中法文化的冲突融合和对法国文化的认识程度，具有较明显的阶层分化性。
    对法国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的反感情绪，在上至中枢，下至平民的各个阶层中普遍存在，但由于位置、角度和思想方式不同，在对传教和教案的具体认知和行为方式上，各阶层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般来说，高层官员尚能相对客观公允地看待基督教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以曾国藩为例。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曾这样评价天主教：“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堂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残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因此，曾国藩建议：“惟仰垦皇上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民生之说，尽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之，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22]曾国藩对西方、对天主教所知并不多，但凭理性做出这样的判断，当属可贵。
    较之曾国藩，李鸿章和列强打交道更多，处理的教案也更多。李鸿章对天主教并无好感，他认为，“天主教较释老尤卑陋，不能如僧道之安分”，1880年，他曾对李提摩太说：“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酥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但由于“法人以传教为业，久立专条”，无法禁止，只有照约办事。治本之法是“明为保护，密为防闲。督抚大吏慎选牧令，以教养为亟。实行保甲，以别淑慝。崇礼明儒，以资劝化。多设善堂，以周困乏。”治标之法为：“坚守旧约章程，教士不得丝毫干预地方公事，教民与常人争讼，照例由地方官讯办；绅民欺凌习教人，地方官秉公从速办结，内地无教徒旧基者，不得擅自私买立堂。”李鸿章的思路即是，条约中已应允的，要执行条约，条约中没有的，坚决不办，但容易引起中外交涉的民教冲突案件，迅速解决，不给外国人口实，以稳住局面，但坚决不给天主教新的特权，同时寄望再宏儒道，釜底抽薪，令天主教不消自灭。依此思路，李鸿章在处理教案时，既出于避免处理不当导致国家进一步受到侵略的担心，也出于对中外关系准则的认知，在当时的条件下处理得较为妥善。他的对策是：一方面采取强硬态度，谋折教会虚骄锐气，另一方面按照条约，惩凶赔偿，平息教会和外人的怒气。如何惩凶，如何赔偿，做何种让步，李鸿章也基本能根据案情，持之以理，较公允地解决。虽然在列强的强势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允，但还是较好地平息了事端，从1855、1856年的南京给还天主堂交涉，到后来的酉阳教案、遵义教案、天津教案，大都照此办理的。
    李鸿章还谋求通过外交途径和罗马教廷直接建立关系，以规范天主教的在华传播。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代表了一种进步意识。
    更重要的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大员，能正确地区分西方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不因反感基督教而敌视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他们力主引进西方科技，聘请洋教习和工程师，派遣外交使团和留学生，都是人所共知的，这和下层官绅基于误解和谣传而盲目排外形成了鲜明对照。
    1866年和1868年，清政府派出斌椿使团和蒲安臣使团赴欧美，法国是重要的一站。1876年产生了第一位中国驻法公使。福州船政学堂也先后于1875年、1877年、1882年三次派出留欧学生48人，其中34人去法国。这些人中有不少人以游记、日记、诗歌等形式记录下了他们在法国的行程和观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法国及当时中国人眼中的法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