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自身存在不彻底性，是症结所在。
    第一，苏联和东欧的理论和实践有影响，但不是最主要的。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第77页，第302 页。）毛泽东放弃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采用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的根本原因，恐怕还要在新民主主义论本身去寻找。“新民主主义论”自身存在的不彻底性，难于与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与苏联东欧关于人民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划清界限，是导致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根本原因。
    第二，于光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在原则上没有超出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彻底性”。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主要是由三组判断和一个结论组成的。第一组判断，中国革命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组，中国革命属于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并已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第三组，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结论：中国革命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论，来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第77页，第302页。）把资产阶级革命分为“旧式”和“新式”是毛泽东的创新。尽管有这个创新，这三组判断与结论之间在逻辑上缺乏一致性、连贯性，仍存在矛盾。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即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虽已“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最终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前途却不是资本主义。
    关于革命前途的判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连结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和来源，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与结果。理论形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相互依存的两个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没有根本的创新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失去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不彻底使得要坚持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理论上说服力不强，难以抗衡苏联、东欧对“中间道路”的批判。从前面引述苏联东欧的实践与理论来看，“新民主主义论”在好些方面与之有相似之处，难于与它划清界限。由于划不清界限，坚持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不那么名正言顺。于是产生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条件，（注：《毛泽东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第77页，第302页。）在苏联、东欧严厉批判“中间道路”的时候，只好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束之高阁，终于与东欧各国“殊途同归”。
    采用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所否定的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也同时整个地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列宁过渡时期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社会”。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关于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如果革命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革命就应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这是“民主主义革命论”没有根本创新而存在上述逻辑矛盾导致的严重后果。
    （六）“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应怎样“彻底”呢？这就是要突破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的框框。
    第一，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相继发生的革命类型主要有地主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等几种类型。我们可以把这几种革命类型称作“基本类型的革命”。除了这几种“基本类型的革命”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革命类型呢？或者说，如在“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外还有“非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样，在“基本类型的革命”之外也有“非基本类型的革命”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种“非基本类型的革命”：它介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既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特征，又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征；但既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既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也不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一种新类型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是产生出一种特殊形态的即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第二，不应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归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首先，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战争”，但是否所有的反封建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答案是要具体分析。如果是农民阶级自己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只能叫做“农民革命”甚或“旧式的农民革命战争”，不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这是一种“基本类型的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一种革命--仍把它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合适的。这种革命与前两种革命都有区别，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区别。其次，从中国革命的动力来看，资产阶级在其中，既不是领导阶级（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也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农民阶级），甚至不是“可靠的同盟军”（可靠的同盟军是小资产阶级），而仅仅是动摇的同盟军。把资产阶级只起极其次要作用的革命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太别扭了吗？再次，从革命的对象来看，大资产阶级从来是革命的对象之一。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果从革命的类型分析，应该归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说，也不应该把中国革命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框框。最后，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在革命果实中，各阶级由于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得的份额也不相同。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中的领导权；农民得到革命的最大成果--土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占仅次于无产阶级的重要地位；小资产阶级仍是可靠的同盟军；资产阶级在其中可以说是仅分得“一杯羹”，而且还要受“限制”。把这种结果的革命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名副其实”的。
    第三，把中国革命定位于“非基本类型的革命”，其过程可以这样描述：在“非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非基本类型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非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非基本类型的革命”承前启后，是两种“非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转换的枢纽。这就使新民主主义论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了逻辑的连贯性。“新民主主义论”就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方面都是“独创”而成为全新的、更彻底的理论。它说明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既不同于俄国的革命，也不同于东欧国家的革命，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走的介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种“基本类型的革命”之间的“中间道路”；它所产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这个社会既不同于俄国革命后初期的社会，也不同于东欧的那个人民民主主义社会，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实实在在是走的一条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地区别东欧人民民主主义的“中间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上与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与苏联东欧关于人民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划清界限；同时，也能在回答苏联东欧批判“中间道路”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样的“中间道路”，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特殊类型决定了革命后建立的社会只能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样的“中间道路”；“中间道路”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坚持这种“中间道路”，既不是孟什维克的观点，更不是反马列主义的观点。总之，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仅有实践基础，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了坚实的基础，坚持起来才会“理直气壮”，不致轻易受苏联东欧人民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而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