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于公元1038年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国号“大夏”（注：〔俄〕孟列夫：《哈拉浩特出土汉文文献叙录》第500、502、505页：“大夏乾祐二十年”（公元1190年）、“大夏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自称“大白高国”（注：夏桓宗母罗氏皇太后所施印《佛说宝雨经》题记有“大白高国”，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第266页；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第29页，图版壹，文物出版社，1984年；《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西夏文专号》159页；瑞典藏西夏文经残片：《大白高国三藏圣教序》。过去译为“大白上国”，今按西夏人汉文记载，改“上”为“高”。）、“白高大夏国”（注：《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一卷，见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二辑第2页；又（俄）克平认为，“白高大夏国”是元代人对西夏的称呼，西夏只自称“大白高国”，见K.Kepping,The officeial Name of the Tangut Empire as Refleeted in the Native Tangut Tests,Manuscripta Orientalia,vol.1,No,3,1995.）。《宋史》称之为“夏国”；《辽史》和《金史》因它地处辽金之西，称之为“西夏”，后人多沿用“西夏”之称。西夏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后改称“中兴府”。传十主：景宗元昊（注：元昊，史书上称“李元昊”、“赵元昊”。唐、宋所赐姓氏，元昊立国，自号姓嵬名，称“嵬名元昊”，此处省去姓氏。嵬名元昊还曾更名嵬名曩霄。）、毅宗谅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顺、仁宗仁孝、桓宗纯祐、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末主，历时190年（公元1038～公元1227年）。有些学者从李继迁叛宋（公元982年）算起（注：〔俄〕克恰诺夫《西夏史纲》，莫斯科，1968年版；又见《大夏国（西元982-1227年）》，《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美）邓如萍《白高大夏国》，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见《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至西夏灭亡（公元1227年），历时246年。这要比辽建国210年（公元916～公元1225年）多36年，比金建国120年（公元1115～公元1234年）多126年。如从《宋史·夏国传》所载：“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历时347年（公元881～公元1227年），这要比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和南宋（公元1127～公元1279年）加起来的320年（公元960～公元1279年）还多27年。它所统治的地区，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二万余里（注：《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但是在二十四史里，有《辽史》116卷，含《西夏外纪》一卷；《金史》135卷，含《西夏传》一卷；《宋史》496卷，也只有《夏国传》上下两卷；元人纂修宋、辽、金三史时，惟独未给西夏写一部分量同等的纪传体专史，只是在三史中各以少许的篇幅专载西夏史事，篇幅如此之少，使当时官私所拥有的西夏史料，从此逐致湮没亡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注：徐中舒：《西夏史稿·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党项羌原居住在今四川的北部，西藏的东部，青海的东南。在唐代吐蕃侵掠、威逼下逐渐向甘肃的东部、宁夏的南部、陕西的北部迁徙。在唐末、五代的蕃镇割据斗争中党项族逐渐壮大、发展。
    北宋统一中原后，也想利用党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来消灭党项的藩镇割据势力。但引起党项首领李继迁的反抗，于公元982年举起抗宋旗帜，不时夺取失去的土地。故此有些学者把西夏建国时间确定为公元982年。
    继迁领导的抗宋斗争长达20多年，最终取得胜利，为西夏政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继迁死后，子李德明继承父业，为党项政权带来了繁荣。德明子元昊继位后，经过6年准备，于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从此西夏作为一个独立的王朝，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由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金国在被灭亡以后，元朝的史官还承认了它们是正统王朝，但却没有给西夏以平等的地位。这完全是封建“正统”观给西夏造成的不公正待遇。西夏虽然对宋、辽、金在形式上为臣属关系，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与宋、辽、金具有同等地位的封建国家。在封建社会里，名分比实际更被看重。元代史学家的“正统观”正是为了维护元朝正统的封建统治。今天，我们不能再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来看西夏，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史学观，才能正确评价和恢复西夏在中国历史中的应有地位。
    元人为何不为西夏修专史？清乾嘉以来的学者对此提出种种推测。清人赵逢源说：“考拓跋本党项八部，《唐书》厕诸《西域》宜也。洎仁福晋封王爵，俨然西陲一大国矣。乃欧阳氏《五代史》仿龙门例，撰十《世家》摈而不与。或以是时十国次第铲夷，而西夏方抗衡中国，尚未能要其始终；且恶其夜郎自大，不予以割符世爵故耶。然《仁福列传》犹进之刘守光、李茂贞等藩镇之列，则故未尝夷之也。厥后元人修《宋史》，则置西夏于外国，曾留从效，陈洪进之不若，遂与高丽、日本同科。辽、金二史因之，夫岂欧阳氏进退之意哉？”（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序》）显然元朝的史臣比欧阳修退步了许多。
    吴广成认为“宋有天下几三百年，西夏、辽、金并雄西北，而辽、金有史，夏鲜专书。缘其地连沙碛，人半羌夷。元昊自制蕃书以纪国事，国亡之后，文义莫辨，遂至掌故失传，宋、辽、金三史有附传而弗详”（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凡例。）。执这一观点的学者还有柯邵（注：柯邵忞云：“良以元昊自制蕃书，摈汉文而不用，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洇没”（见戴锡章：《西夏纪·序》。）、胡玉缙（注：胡玉缙云：“或者，其时《夏史》尚存，史臣鲜通其文，且但纂列传，不修专史，遂亦不复聘人移译，置之高阁，未可知也。”（见戴锡章《西夏纪·序》。）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