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夏是一个重宗教轻历史的民族政权，西夏灭亡时仅有“实录”、“谱谍”之类，后因受战乱破坏荡然无存，元人修史时，即或摈弃民族狭隘主义和正统思想的束缚，亦难为无米之炊。
    宋代重视修撰本朝史，曾建立专门的修史机构。北宋有崇文院，元丰官制改革以后为秘书省，主管当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会要、实录、国史等。修实录设实录院，修国史设国史院。南宋依然。宋代先修实录后修国史，共修国史七部。元灭宋时，临安留守董文炳将宋史馆所藏“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注：《元史》卷一五六《黄文炳传》。）。《宋史》“就是在宋代《国史》的基础上稍加编次补而成的。”（注：周宝珠、陈振主编：《简明宋史》第52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辽朝对修史也很重视，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命耶律鲁不古为之。（注：《辽史》卷七十六《耶律鲁不古传》。）统和九年（公元991年）正月，室昈、邢抱朴等表进所撰《实录》20卷。（注：《辽史》卷十三《圣宗纪》；卷七十九《室昉传》。）耶律俨他奉诏纂修《实录》后，将历次所修《实录》综合编成《皇朝实录》计70卷。（注：《辽史》卷九十八《耶律俨传》。）辽朝仿中原王朝辑“起居注”、“日历”、“实录”等，以记载皇帝的言行和辽朝的重大事件。金灭辽后，诏耶律固据辽记注、实录修《辽史》，未成，由其弟萧永祺继修，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书成。后诏党怀英、陈大任继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编成，至金亡未能刊行。
    金朝自太祖完颜昊之后，几乎每位皇帝都修有实录。元灭金时，张柔之“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注：《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说明后来亡佚的《金实录》元初尚在。金朝也有耶律绍文、韩昉奉命编修的金朝《国史》（注：《金史》卷四《熙宗纪》。），元时成为修《金史》的第一手资料。
    西夏则大不相同，虽然在夏仁宗时期也曾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但毕竟已经是到了西夏第五代皇帝时的事情了。在西夏法典《鼎新律令》中虽有“秘书监”但其职能是否与中原王朝的秘书监相同，还需进一步研究。过去有的学者将《法典》第十章中：“卜算院”，误译为“史院”（注：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新出版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00年版）第377页，法律出版社，仍将“卜算院”误译为“史院”。）。致使学术界误认为西夏后期有此机构，实际上西夏并无“史院”。即使说《鼎新律令》中的“秘书监”是西夏的撰史机构，那也只能说明在西夏“鼎新”时期，开始重视“国史”。到夏天盛十三年（公元1161年）又将“秘书监”改为“翰林学士院”承担《实录》任务。
    西夏不重视修史，还可从出土文物中得到证实。20世纪初，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人自己的著作，如《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官阶封号表》、《同音》、《文海》、《义同》、《杂字》、《圣立义海》等等，载各种官职非常详细，却没有专事修史的各种职官名称。出土的数以千计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中，也没有一部有关西夏国史的文献。惟一能反映西夏历史的《夏圣根赞歌》，共计45行，362字，在《月月乐诗》背面写出。其内容除了前三句“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注：这首歌至今各国学者释译各异，仅前三句亦未能取得一致认识。“白河上”，按西夏人汉文对照应为“白高河”。“白高河”作何解释？方位究竟在何处？至今学术界仍未取得一致认识。我们这里沿用前人和目前俄国学者的译文“白河上”。）外，其余充满了神话传说。严格说，它是诗歌而非历史。
    清人柯劭忞曾经讲到：“光绪辛巳（公元1881年），予与福山王文敏公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予谓：‘当是元昊所制图书，非梵字。’嘱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注：戴锡章：《西夏纪·序》。）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六《黄氏千倾斋藏书记》云：“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从清末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尚未见有《西夏实录》、《国史》问世，因此可以断定，这些只是道听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