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批驳说：“论者以文献无征，咎在制番书而屏汉文，岂其然乎？史载元昊立番、汉学，乾顺病番学而立国学，仁孝以斡道冲为番、汉教授……夏儒多尔济为《国史》世家，元臣石天麟、察罕，尤以精通诸国字书名，通唐兀特之文者，固不乏人也。”（注：戴锡章《西夏纪·赵尔巽序》。）
    赵尔巽提出：“尝读元《进辽金史表》，皆称其《国史》，独《西夏传》只称兼采《夏国枢要》等书，而夏之史无闻焉，则夏史之散亡于元，断可知矣。或疑耶律楚材入夏，收其遗书而归，安有至正散亡之理？不知世祖修史，进辽、金而黜夏，其遗书卒未上诸朝史书。张柔之上《金实录》，而《耶律传》无之，此其证也。……灭其国而并灭其史，此不能不援《春秋》之笔以责之也！”（注：戴锡章《西夏纪·序》。）他认为辽、金、夏同为亡国，而亡国之史有异者，完全是人为之故。
    我们认为元代史臣未给西夏修专史的原因有三。
    1.元朝虽然也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它的史臣受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影响，对西夏采取了卑视态度。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成员。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元朝，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国，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金国，都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正史，相反，“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西夏王朝，它的破坏是最小的，似乎是原封不动地从几个现有政权手中接管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后来作为一个强大的多种族帝国的创建者而出现，这个帝国就是西夏。它在11世纪初收拾了自己控制下的西北地区的所有割据性的地方政权，同沙陀人一样，党项人也不是入侵中国（原）领土的外来者，而是在深谋远虑的管理方针下定居在唐朝版图以内的非汉族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已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注：〔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8页、第6卷第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外国学者都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西夏政权的产生以及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难道中国的史学家们还不应该认真严肃地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吗？
    过去的历史把西夏列入侵宋的外国，如果说“侵宋”，首先应是辽、金和元朝，但为何辽、金、元都可以被列入正史，而把西夏列入“外国”？范文澜先生早已指出：“历史上腐朽的国家如北宋、南宋末年都不过是单纯的剥削机器，抵御外患的作用丝毫也不存在了，虽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汉人，但汉族史学工作者不值得为他们呼喊，说受了侵略，并且谴责侵略者。我们应该严厉谴责那架剥削机器，赞成有人出来打倒它。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南宋，都是合乎规律的事情。”（注：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和融合》，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第3页。）西夏在唐、宋这块土地上成长壮大，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团结西北各族，发展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难道不也应该是合乎规律的事情吗？当代有些史学家呼吁：“惟有将西夏史作为中国古代史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其中的一个断代史，才是实事求是的处理。”（注：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曾瑜《序》。）这代表了中国史学界对西夏在中国历史上应有地位公正的呼声。
    198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由白寿彝先生任主编的《中国通史》编写会议上，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指出：“多年来受传统观点影响较深，契丹建立的辽朝是在宋朝之前，顺序本应是辽、宋夏金，然而总是排为宋辽夏金，而且辽夏金史在中国通史中所占的比重过少。”（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是宋史专家首次对史学界的呼吁。
    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十分关注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1994年，由（美）费正清、（英）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共十六卷，其中由（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的第六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注：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出版，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已把西夏与辽、金、元放在同等地位，设专章论述。
    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通俗本二十五史，将西夏作为断代史，与辽、金、元三史并列。
    1999年，由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注：陈振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西夏得以在中国通史中与宋、辽、金齐名。
    现在国内外的史学工作者对西夏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取得了共识，都认为它应与辽、金享有同等地位。但是所谓的正统观念，在社会上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各种图书分类法、剪报复印公司的剪报资料分类上只有“宋辽金元”而无西夏。有的史书，例如《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从1940年初版到1992年再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共出18版，书中仅有辽金而无西夏。几年前，拍摄一部以西夏为历史背景的电视连续剧《贺兰雪》，有人竟把西夏视为侵略者，把西夏的立国视为对中国的分裂。因此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特别是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更应大力宣传，这不仅有利于学术上的繁荣昌盛，更有利于民族平等，促进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2.由于西夏的统治者对蒙古统治者的侵掠战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引起了蒙古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对西夏采取了灭绝政策，“灭其国并灭其史作”。
    元朝的统治者对西夏王朝充满了仇恨，当成吉思汗征服吐蕃和女真时，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首先对准了西夏。蒙古士兵第一次征服西夏时，遭到西夏军民罕见的反抗，蒙古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对西夏的仇恨以百倍疯狂蹂躏来发泄他们的怨恨。成吉思汗及其士兵，就像《蒙古秘史》所说：每餐必誓言：“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而且“天兵破灭夏以西，有旨，戈矛所向，耆髫无遗。”（注：《待制集》卷十《师氏先墓碑铭》。）蒙古兵“克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数千里几成赤地。”（注：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十二。）破肃州城时，城主举立沙早已向成吉思汗表示“倾葵向日之心，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结果免死者仅一百零六户（注：《清河集》卷三《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国及其高度文明几乎被荡涤一空（注：〔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8页、第6卷第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西夏都城中兴府被蒙古兵围困半年之久，末主嵬名被迫出降，蒙古兵执行成吉思汗遗诏密令，城中居民惨遭屠掠，皇宫陵园付之一矩，察罕力谏，蒙古兵方停止屠杀。城中西夏典籍--实录、谱牒之类毁于战火而无存，脱脱撰修宋、辽、金史时，无法为西夏修专史，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重要原因。（注：李华瑞：《元人不修西夏刍议》，《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