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才被刺，是我国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究其原因，一般都认为《申报》登载的反蒋抗日言论激怒了南京国民政府，而对其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少有论及。本文主要从此角度入手，得出结论：史量才被刺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三十年代初日本入侵的局势下急剧激化的结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新闻统制政策、控制全国舆论界的重要举措。
    1934年11月13日，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才被刺杀于沪杭公路。舆论为之哗然，海内外惩凶呼声不断。虽然直接的凶手到底是谁一直是个谜，但有一点已成公论：刺杀史量才乃蒋介石亲自授意，戴笠精心策划，蓝衣社特务奉命所为。
    蒋介石为什么要暗杀史量才呢？过去的研究仅限于《申报》上登有反蒋言论，特别是《剿匪评论》触怒了蒋介石，但是深究下去，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史量才被刺事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也指出：“如果仅是《申报》有反蒋言论引起CC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由CC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闹摩擦，不会为中统效劳”（注：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经过》， 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65页。）
    （一）
    史量才，名家修（1880～1934），江苏省江宁人。早年放弃科举，在上海创办了女子蚕桑学校，为江浙一带丝织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史量才参加了上海光复运动，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开端。1912年，《申报》经理席子佩因经营不善，出售《申报》，张謇、赵竹君、应德闳、史量才、陈景寒五人以十二万元的代价购进，由史量才出任总经理。1919年，史量才出资购买了其他人的股份。（注：关于史量才购买《申报》的资金来源，普遍传说，辛亥革命时，史有一位好友担任沪军都督府军需，隐瞒华侨捐款，被都督陈英士枪杀，其次妻沈秋水携赃款避史家，史人财两得，后来那位朋友的儿子声称要报仇。史案发生以后，也有传说这是报私仇。但根据案情，一般认为这是一桩政治暗杀案，报私仇之说是南京政府放出的烟雾。见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章士钊：《申报与史量才书后》，陶菊隐：《新闻报发家史》，分别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23、4辑。）
    号称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报《申报》，在史量才刚接办时，销量只有七千多份，但自此以后，业务蒸蒸日上，十年之后，发展成销数五万，实力雄厚的现代化大报。
    1921年，南洋侨商，“糖王”黄奕住汇款七百五十万元，开办中南银行，全权委托史量才经营，史量才遂成为金融界有力分子。
    同年，史又发起民生纱厂，后来又协助项松茂扩大五洲大药房和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在实业界扩张实力。
    1927年，史量才买下《时事新报》，派张竹平出任总经理。
    短短的十几年，史量才由一个生计困难的知识分子发展成拥有报馆、工厂、银行等众多事业的大资本家，这一过程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以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大背景的。史本人是1911年至1927年上海一大批迅速崛起的民族资本家中的普通一员。
    如果说没有上海财阀的支持，就没有南京国民政府，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上海资本家慷慨解囊就是希望蒋介石建立起来的政府，既能打倒共产党，又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有利于中国实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的发展。
    但是，蒋介石很快令民族资本家感到失望：“商人和绅士阶层的态度正在不断地发展成对肆无忌惮的横征暴敛给他们造成极大苦难的国民党的反对力量。”（注：P·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在政治上，南京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置之不理： 1930年6月21日，新的上海市商会成立了，原总商会的代表不足三分之一。总商会的让位是上海资本家企图在南京政府中获得发言权的重大挫折。上海总商会曾经是中国最老和最强有力的政治机构，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新的上海商会行使职权，“一举一动在法律范围内决对不能自由”（注：《申报》1930年3月1日，1930年3月14日，1931年9月20日。）“新的上海市商会仅仅是当地政府的影子而已”（注：《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民族资产阶级再也不能以商会的力量作公开强硬的对抗，只能借助舆论工具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商会之前，《申报》经过多年的奋斗，发行量达到所能盈利的最高水平上，1928年达到十四万份，以后几年又增至十五万份（注：《Bioc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Ⅲ》P127b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军阀混战的威胁相对解除，执政的国民党又控制不严，上海的新闻事业在1927年至1931年间有长足的发展。史量才憧憬着报业发展的美好前景。但是不久，《新闻报》股权风波就使报业资本势力同国民党政权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初露端倪了。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对史量才收购新闻报股权一事大加干涉，是因为史量才掌握《新闻报》资本，恰恰同他们在新闻界推行的各种政策背道而驰。国民党自执政之日起，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加强对新闻界的控制。如何控制上海新闻界，本来就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史量才收买《新闻报》股权，掌握申、新两报，就会变得更加难以驾驭，等于在国民党之外，形成一个独立的舆论力量，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史量才最终在此事上做了一定妥协：推出三百股，使其控制的股份不超过50%，汪家兄弟主持《新闻报》，全馆人事一概不动。但我们知道，对一家企业（包括报馆）的控制，并非一定要达到或超过50%的绝对多数，只要控制的股票达到一个相对多数即可，所以史量才控制申、新两报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实现了。这时史量才在上海的报业，甚而在全国的报业中，俨然是报界权威，更由于《申报》的机构在租界里，蒋介石政府不能直接奈何它，使之能够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于蒋的内政外交进行批评，力图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上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如1930年，中日关税条约签订以后，《申报》就愤怒发文“前清条约最惠国之恶例，重见今兹，我工商业希望脱离几十年之束缚， 将完全绝望矣”（注：《申报》1930年3 月1日， 1930年3月14日，1931年9月20日。）。
    综上所述，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潮，史量才以本人的才干，凭借时代的潮流，在报业、实业界、金融界都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尤以《申报》为大宗。当时《申报》尚处于发展阶段，史量才在这一时期埋头于报纸的经营，在政治上比较稳健。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申报》的言论基本上是支持蒋的。而国民党政府为了建立一党专政的新闻统制，对有独立资本的民营报纸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渗透和控制。无奈统治之初，只能容忍民营大报在一定程度上扩充资本和经营规模，保持独立言论。但是，史量才与政府间不是没有隔阂与猜忌的，这在《新闻报》股权风波中，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