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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量才被刺之原因(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复旦学报:社科版》 董滨 参加讨论

(三)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议》签订,5月24 日上海成立淞沪战区善后委员会,吴铁成任会长,虞洽卿、史量才任副会长。
    1932年6月,《申报》记者据实报道了南京中央大学学潮, 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在盛怒之下与想控制申、新两报的上海市教育局长、CC首要分子潘公展两人出面,分别向蒋介石江西行营直接告发:“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注: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真相》,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P153页,温济泽主编。)。蒋立即下手令禁止申报发行。事实证明,1932年8 月的禁邮风波是蒋介石利用行政权力钳制史量才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1932年8月,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突然命令禁止《申报》邮递。 几经周折,蒋表示可以恢复邮递,但应撤换总编辑等人,并且由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表示可换总编,但坚决不允许中宣部派员指导。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一面允许《申报》恢复邮递,一面再伺机摆布史量才。此时已是11月份,而10月份,史量才被聘为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并兼任了农村复兴委员会会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蒋介石当时对史量才又拉又压,并未下决心要谋杀他。
    与此同时,颇耐人寻味的是,在1932年,国民党所控制的新闻事业,如《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均在改革上有较大动作,形成了国民党的宣传网,在上海以外的其它地区,国民党报纸都依靠权势夺得了当地报界的领导地位。此外,国民党还颁布了日渐苛刻的新闻法令,首先在上海实行出版前原稿审查。
    就在国民党加紧推行新闻统制政策的背景下,1932年11月30日,在《申报》刚刚恢复邮递不久,《申报月刊》赫然登出了《申报六十年革新计划宣言》。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申报》也曾刊登过《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两相对比,三一年宣言比较笼统、含糊,而三二年的宣言则具体得多,向左转的倾向也明显得多,公布了十二点具体计划,宣言最后还特意指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必须“传达公正言论,诉说民众痛苦”;“本报以六十年悠久历史,每日读者至少在百万以上”“尤其需要政要的爱护与扶掖”(注:《申报月刊》1931年11月30日。)。
    《申报》的改革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作为在全国舆论界最有影响的一张报纸,《申报》素有“公正报道,不偏不倚”的盛誉,它的向左转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后果可想而知。史量才本人的影响也非常大:《申报》主要面向文化界,《新闻界》主要面向工商界,销数均号称为15万份以上。同时史量才还拥有英文《大陆报》,《申报》与天津的《庸报》、华南的《循环日报》都有协作关系。另外,史量才又与曾任《申报》经理的张竹平合办了《时事新报》、《大晚报》,还创办了申时通讯社,用电报发送新闻,对全国舆论起着重大影响。同时,史量才又是实力雄厚的中南银行董事长,在实业界也有一定实力。政治活动有这样的金融实力作后盾,不能不使蒋介石嫉视。
    1932年的申报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史量才培植并显示自己势力的一种示威,可以将此事视作对国民政府控制新闻界,禁邮《申报》的反击,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在1932年7月到1933年底的多事之秋, 史量才有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出版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申报地图集等一系列举动。
    申报的这些举措在全国,尤其是青年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申报《自由谈》副刊得到了许多进步作家的支持,《申报》销量大增,成为史量才经营以来最兴盛的时期。
    可能这一时期申报事业的发达,也使史量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过低地估计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势力。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多次要求史量才撤换《自由谈》的主编黎烈文,史量才毫不客气地答复说:“我想诸公也未必愿意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注: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载,有一次史量才在南京受国民政府要人的盛宴招待,席间有人故意宣传当道威力,谓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说:“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有数千万读者拥护”(注: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合座为之默然,类似记载也见于徐铸成所著《杜月笙传》,稍有出入。
    无论史量才有没有说过上述话,在什么场合,我们认为当时史的舆论势力确实与蒋的政权形成了对立局面。各种反蒋势力纷纷以《申报》作为他们的舆论阵地,这更增加了史量才对自身力量的幻觉。而事实上,“千万读者”与“千万雄兵”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的控制能力仍很强大,足以镇压被他视为危险的资本家的行动,正如当时的专栏作家王仲芳指出,若企图抵抗,则“生命和财产将遭到严重危险”(注:P·M·小科布尔: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这一点已被后来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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