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对日侵略上，国民政府企图用外交手段解决，极力拖延。11月30日蒋介石在外长顾维均就职宣誓会上训词：“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显然，在剿匪还是抗日上，蒋介石首先选择了前者。
    而民族资产阶级却认为国民党的外交政策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很明显，由于日本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失去东北、华北的广大中国市场。并且更令他们忧虑的是，他们的大本营上海也正在岌岌可危。民族资产阶级希望蒋介石能够以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对抗外来侵略，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事业。而蒋介石的北伐，他与粤、桂、冯、阎等新军阀的混战，所用军费大多压榨上海的资本家。上海资本家除了对巨额的军费提心吊胆之外，还忧心于来自东面日本人对他们事业的直接威胁。
    “九·一八”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地迅速兴起，所有的反蒋政治力量，均卷入了抗日浪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政治活动并不活跃，只是个抗日救国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的普通成员。他得到沈阳失陷的消息后，还对黄炎培说：“中国又不是黄任之独有的，要你一个人起劲”（注：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P191。），《申报》提出的四条救亡方针的第一条就是“持以镇静，勿轻举妄动”（注：《申报》1930年3月1日，1930年3月14日， 1931年9月20日。）。
    1931年底，宁粤两派矛盾激化，国民党统治出现了危机。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在上海，随着12月10日市长张群的辞职，市党部全体执临委跟着辞职，气焰一落千丈。上海日报公会趁机宣布以后各报绝对不受任何检查和干涉；冯少山、王汉良等集合一批追随者，成立商人运动委员会，企图接管市商会，恢复总商会。国民党在上海的严密统治松懈了。
    在此情形下，《申报》言论开始逐步激烈起来。12月20日，《申报》全文刊登了《宋庆龄之宣言》，宋庆龄在宣言中愤慨地宣称：“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它早丧失革命集团的地位，名誉扫地，遭到全国人民的厌弃和痛恨”，轰动了舆论界。《申报》敢于刊登宣言，表明了它对于现政权的态度。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的会议上公开说：“国父孙中山夫人的宣言，我们的报纸为何不能发表？”（注：《简明中国新闻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P185。）。蒋介石不敢对宋庆龄有何举动，迁怒于《申报》是可想而知的。
    1932年1 月，日本制造一系列挑衅事件作为借口准备发动军事进攻，孙科政府不仅仍旧对日隐忍退让，还企图将危机转移给上海民族资产阶级。1月12日，孙科、吴铁成等在上海开会， 决定暂时停付公债本息六个月。各资本家奔走相告，愤怒抗议，咒骂此举“自害害民，自杀杀民”，孙科政府只能暂时让步。
    这场风波以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恶感加深了，反抗的勇气也加强了。从1月14日起，史量才于哈同路寓所， 约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主要领袖人物二十余人，组织壬申俱乐部，讨论国事，商议对策。其成员频频集会，酝酿成立作为上海资本家核心团体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申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也日趋激烈。
    1月28日，日本悍然向闸北进攻， 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遭到日军野蛮的洗劫，战火驱走了民族资本家妥协苟安的幻想，惨痛的损失反而使他们抱定与汝偕亡的决心，正如章乃器所说：“闸北工商业精华之所萃，既已付之一炬，吾人创痛之余，或转觉速死之为快”（注：《大晚报》1932年3月23日。）。《申报》也于第二天发表时评： “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注：《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抗日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9月版。）。
    1月31日，史量才约集各界人士，宣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史量才亲任会长。会议宣称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宗旨为：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支援抗战。史量才遂不到申报馆工作，全力主持该会会务。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区别于其它众多抗日团体的显著特点就是它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影响广泛的舆论工具，并且在黑社会的支持（杜月笙、张啸林都是它的理事），因此维持会在整个淞沪抗战中实际担负起国民党地方政权放弃了的那部分职权，日益显示出它的能力与影响来。
    我们可以看出，在上海资本家原有的组织上海总商会被国民党强行解散后，新的上海市商会事实上并没有能够代表上海资本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取得他们所希望的政治权力。即使“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国会，也仅止于发出通电与呼吁；其领导的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等均有国民党市党部的暗中支持。直到“一·二八”抗战爆发，上海资本家的生命财产遭到直接的损失，国民党在上海的地方政权处于半瘫痪状态，丧失了原有的权威与能力，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才依赖自身与民众的力量，聚集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这一组织下，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史量才本人通过地方维持会与国民党左派、与十九路军、与黑社会等各界联系密切，并在上海以至全国民众心中赢得了极高威望，日益成为独立于国民党政权外的金融界、舆论界的代表，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