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量才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最终激怒了蒋介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17日，由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领导，不仅具有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而且具有特殊的社会威望和影响。史量才虽然未公开参与这个政治机构，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与同盟有着密切的联系。
    蒋介石对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是非常敏感而忌恨的，不惜采用暗杀其领导人来达到破坏同盟的目的。
    蒋介石是何时下决心要杀掉史量才的？目前尚无充足的资料证明。一般认为是在1934年夏秋之间戴笠领旨（注：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6月版，P260。），亲赴上海布置，终于在11月13 日于沪杭公路得手。
    蒋介石于此时下手，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紧张局势分不开，原因有三：
    一、1934年6月份，美国颁布了白银法案，银价大幅度上涨。 随之而来的金融恐慌震动了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实行银本位的国家，中国白银走私猖獗。白银的大量外流给国民党的财政造成极大混乱，社会秩序也随之剧烈动荡，国民党急需制造一些政治事件来加强政权的威慑力。
    二、1934年夏秋之交，正是蒋介石“剿匪大业胜利在望”之际，蒋介石需要集中一切力量取得第五次围剿的胜利，这就要求沪宁一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势，在已产生的经济动荡之外，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动荡发生。
    三、史量才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这一阶级自“一·二八”以后，“不仅已从国民党的同盟者或国民政权的支持者，转变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既不附和革命也不附和反革命的独立力量，而且还暂时地成为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反对派。”（注：朱华：《一·二八战争期间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转变》， 载《档案与历史》1989年4月。）史量才作为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公开提出“停止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对蒋介石的一党统治无疑是个威胁，况且“当时在社会上有少数熟悉政局的人中间，曾传说史量才正在酝酿一个政党，参加的人有黄奕住、胡文虎等，甚至孙科长也参与其事”（注：许德良：《史量才之死》，载 《社会科学（上海）》1980年第5期。），结合国民党一直想劫夺申、新两报的野心，史量才便成为暗杀的最佳人选了。
    追究史量才被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三十年代初，随着日军入侵，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南京国民政府的矛盾急剧激化。以史量才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趁蒋介石统治危机的出现，将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要求同抗日愿望结合在一起，利用舆论的极大威力，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权威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了极大的质疑，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
    史量才被刺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抗日反蒋潮流下，对自身力量的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自以为有能力凭借本阶级的独立力量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具备控制中国政治的力量。史量才被刺之后，凶手逍遥法外，史案不了了之，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呼吁惩凶之外，再也没有其它作为，以史量才生前的影响和威望，这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本身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