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法战争，可以分为援越抗法及抗法卫国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战事以清军在光绪十年二月“北宁之役”的战败结束。此役获胜后，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法国政府和军方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法国总理茹费理为首，主张乘机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四月初二日，茹费理电告法国驻华临时代办谢满禄：即将到北京赴任的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将向中国索取赔款。而以侵越法军总司令米乐为首的一些军人，则认为数达三万余人的援越清军和黑旗军只是被击溃，有生力量仍保存，如果恢复过来，仍会给侵越法军造成很大的麻烦。因而法国的胃口一下不能太大，应该先消化侵越战果，以不索取赔款为条件来换取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吞并。这一种意见在福禄诺与李鸿章谈判时得到具体的体现，而法国政府后来也接受了这种意见，于是才有了四月间草签的《中法简明和约》。
    但是，在闰五月初，援越清军和违约进兵的法军在观音桥发生冲突，以为已经解决吞并越南问题的法国政府，便欲以此为借口讹诈勒索中国的巨额赔款。为防中国不肯屈服，法国政府一面派巴德诺为代表赴华与清政府谈判索赔，一面派海军少将孤拔率舰队进入中国海面，实施“踞地为质，勒索赔款”的阴谋。
    到了这年六月，中国沿海的形势已十分紧张。一方面，法方谈判代表巴德诺及其代理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气焰嚣张，咄咄迫人，威逼中国赔款；另方面，法国将战略重心放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孤拔于六月十五日派出军舰攻打台湾基隆失利，又进入马江，与力量远较其弱小的福建舰队对峙，扬言随时可以消灭福建舰队，攻占马尾船政局以为质押物，向中国索取赔款。
    马江江面原来并不是军舰的驻地，当法舰于闰五月下旬进入后，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的张佩纶自以为是地调集散驻各地的福建舰队各舰到马江，与法舰同驻，原欲慑服对方，结果反过来却成了强大的法舰的炮靶，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为了解救中国这支最大的现代化海军舰队，从中枢到地方的各级官员提出了种种办法，如请求南北洋派遣军舰或命各地派出陆军增援马尾，或要求福建舰队及时撤退等。六月十五日，曾与张佩纶同为“清流派”主将而关系密切、时任会办南洋海防事宜的陈宝琛救闽情急，电奏清政府提出：“闽若开仗，即宜急电云、广两军进剿，以牵其势，否则，由闽而沪、而津，受胁愈逼矣。”（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5），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67-468页。）这是因为侵占和并吞越南是法国的首要目标，在李福协议中就是以不索取赔款来换取中国对法国侵越现状的承认。现在，既然法国违约，则中国也就不承认其对越南的占领，命令实力并未大损、驻扎在中越边境的云南、广西两省援越军队入越，与侵占越南北圻的法军作战，动摇其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攻其必救，就可以迫使法国将战略重心从中国转移到越南，从而减轻中国东南沿海的压力，解救台湾及马江的危机。由于这办法切实可行，清政府很快就考虑采纳陈宝琛的建议，在同月十八日给会办广东防务的彭玉麟等人的谕旨中指出：“法情叵测，万一决裂，必宜出奇制胜。潘鼎新、岑毓英务将现在关内各军切实训练，听候调遣，彼此联络声势，庶足迅赴事机，牵制敌势。广东能否别出奇兵，由钦廉小路前进，著彭玉麟等预为筹划，或别有制胜之策，均著电奏请旨，并著潘鼎新迅即知照岑毓英，一体遵办。”（注：《中法战争》（5），第474页。）二十日，彭玉麟等复电，表示赞同清政府的这个决策：若中法决裂，“令云、粤三路出师助之，或足牵制彼族，不能尽起陆兵内犯。”但同时指出，还可以利用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对法作战，“用华兵不如用永福，饷省战力，服水土，熟地利，敌人所畏，若决战则此为最有实济，即议款亦可借为虚声。”（注：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中法战争》（2），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5页。）二十一日，翰林院侍读龙湛霖上奏《请一力备战以振国威折》，亦请清政府“饬下滇、粤防军直取河内，以攻其必救，多方以谋之，持久以困之。”（注：《中法战争》（5），第494页。）二十三日，清政府复电彭玉麟等人，同意采纳他们的建议：“募兵图越，牵制法人内犯，亦制敌之策。刘永福可用，另有调遣。”（注：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中法战争》（2），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4页。）同日，前任福建船政大臣、现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电称：“法人罪恶滔天，评断无益。今日之事，惟有明告各邦，急发滇、粤之师进攻河内，宁可兵连祸结，不可忍辱调停。”（注：《中法战争》（5），第496页。）六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参与巴德诺谈判的四川候补道刘麒祥亦有电称：“滇、粤宜进兵以分其势”（注：《中法战争》（5），第501页。）。由于得到朝臣的支持，清政府便定策，以粤、滇、桂三省援越各军和黑旗军进兵越南北圻作战的办法，来牵制法军不能全力侵华。于二十七日有旨给滇、桂两省督抚：“法人狡横，无理已甚，现惟一意主战！著岑毓英饬令刘永福先行进兵，迅图规复北圻。岑毓英、潘鼎新关内各军，陆续进发，不日即有明发谕旨宣示，并将刘永福加恩录用。”（注：《中法战争》（5），第503页。）七月初三日，军机处寄给广东督抚的电旨称：中法如重新开战，“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注：《中法战争》（5），第511页。）这天，法国侵华舰队在马尾发起攻击，福建舰队全军覆灭，初六日，清政府对法宣战，除令国内沿江沿海各省迎战法军外，还命援越各军入越作战：“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注：《中法战争》（5），第518页。）最终确定实施“战越牵敌”的战略决策。
    按照清政府的“战越牵敌”策，是派滇、粤、桂三省官军和黑旗军入越攻击北圻法军，以“牵制敌势”，“出奇制胜”。但是，由于粤军无力进扰越南广安，援越滇军和黑旗军又被数百法军吸引在宣光一隅，于是，牵制法军的任务便主要落在援越桂军头上。在对法宣战的同时，清政府指示督办广西关外军务的广西巡抚潘鼎新：“务即督率所部，星驰前进，相机筹办。”（注：《中法战争》（5），第521页。）接旨后，尽管援越桂军仍存在许多困难，潘鼎新本人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但为了抗法大局，他仍振作精神，将前敌各军作了统一的调整和部署，准备入越对法作战：派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统十营约5000人，由谷松、坚老向船头一路进发；贵州安义镇总兵周寿昌、副将蒋宗汉、记名提督方友升统十营四千余人，由屯梅、观音桥一路前进，与苏元春军分为东西两路，互为犄角，自为战守；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副将马盛治、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共统二十营约10000人，由牧马、高平一路规取太原，藉分敌势；潘鼎新自率六营约3000人，在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并防那阳分窜之路。在法军方面，七月十九日，法国政府任命波里也代替米乐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并给他派去3000援兵。但是，由于援越桂军的急速进军，迫使波里也不待援军到达即匆促应战，命令第二旅旅长尼格里率全旅约4000人分两路迎战援越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