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的纽带，在中西方关系史上地位重要。西夏文文献《天盛律令》的发现，证实了西夏在仁孝时期与西州回鹘、大食等国有经济往来，纠正了人们以往对西夏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完全中断的错误认识。11～13世纪初，丝绸之路是否一直都像仁孝时那样通畅？西夏与西州、大食之间的交往如何？西夏时期，陆上丝路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不仅是西夏商业研究的重点，而且对西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至关重要。笔者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以上问题作一探讨。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有关西夏“阻断”丝绸之路的史料分析
    西夏是从割据陕北的党项政权逐步发展而建立的国家。党项首领李继迁占领灵州后，不断向河西走廊进军。经过李德明、元昊父子的努力，最终拥有了丝绸之路东段的甘州、凉州、瓜州和沙州。文献记载：大食国与北宋往来，“先是，其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注：《宋史》卷四九○，《大食传》、《回鹘传》。）；“甘州数与夏州接战，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及宗哥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注：《宋史》卷四九○，《大食传》、《回鹘传》。）；西夏对回鹘人的过境贸易课以重税，“商人苦之”（注：洪皓：《松漠纪闻》。）。许多同志依据这些史料而认为西夏的兴起阻断了丝路贸易，西来的商人、使节只得绕行青唐路至中原王朝。
    从第一条史料记载而得出西夏时期丝路不通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众所周知，10世纪后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日益衰落，四分五裂，西方相继出现了许多阿拉伯血统的小王朝，在中亚和西亚东部有塔吉克人的萨曼王朝、伽色尼王朝、廓尔王朝等政权，阿拔斯王朝早已无力控制全局，仅剩虚名罢了。我国文献记载，“大食者，诸国之总称也。有国千余所”（注：《岭外代答》卷二《海外诸蕃国》。），也反映了这一点。如果说阿拉伯帝国的阿拉伯半岛、阿拔斯王朝腹地的伊拉克及伊朗、巴基斯坦沿海便于从海路与中国往来的话，那么距中国很近的中亚内陆地区的商旅跋山涉水，绕道几千里至海湾，再从海上来中国就难以让人相信了。阿拉伯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早在唐代就有许多商人乘船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贸易。远航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使阿拔斯王朝将首都从巴士拉迁到了巴格达。正如当时的大食王所说：“这个地方是良好的军营。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老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可以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及其四周的粮食，运来给我们。这里有幼发拉底河，可以把叙利亚、赖盖及四周的物产，运来给我们。”（注：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340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直通波斯湾，反映8世纪中叶，阿拉伯海上贸易十分繁荣，中国与大食西部之间的商贸往来多沿海路。水上运输与陆路运输相比有许多优势，早在倭马亚王朝时代，帝国的商业枢纽伊拉克的水上交通就比陆路交通繁忙。商队由境内的大小河流抵达海湾，进入海洋与各国交易。“因为长途运输取水路，既减少沿途奔波，节省运费，又比较安全，不似驼队在浩瀚的万里黄沙中沉重地跋涉前进，或在偏僻的山坳中迤逦而行，不但困难重重，耗费时日，而且经常遭受自然灾害和游牧人的拦劫；何况水上运输，即使在炎炎盛夏，也是凉风徐徐，商货不易腐坏。”（注：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第314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这大概也是海上运输的优点吧。唐王朝在西域的烽戍防卫系统和驿馆系统，使丝路上的各国商旅络绎不绝，我国新疆、西安等地多次发现波斯、大食的金银币说明从陆路来华的西方商人很多。唐代都城长安就是胡人胡商云集的地方，整个城市弥漫着浓重的胡风。西市是胡商聚居之处，他们在这里开设商肆、酒肆、波斯邸，从事珠宝、香药等买卖。长安的情况表明阿拉们帝国东部内陆地区的使臣、商旅没有舍近求远，跋涉万里冤枉路从海港乘信风长途颠簸而行，还是多沿古老的陆路到中国。总之，唐代广州、泉州、扬州和长安的大食商人多根据距中国的远近和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来华贸易路线是经海路还是走陆路。北宋不考虑大食国东部地区距中国很近的地理条件而令大食贡使和商旅均从海路来中国是不现实的。北宋的诏书出自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这时的西夏尚未完全占领河西，宋朝仅仅“恐为西人抄略”，就令大食贡使从海路由广州至京师，只能证明不是西夏而是北宋阻碍了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方商贸往来。“先是，其入贡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告诉我们，大食到北宋的贡使没有走便捷的直道，绕到夏国的目的应是与西夏贸易。北宋令大食贡使、商贾从海上来华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垄断国际贸易，从经济上打击西夏。
    第二条史料记载的是西夏立国前与甘州回鹘争夺河西，多次劫掠回鹘遣往北宋的贡使，在吐蕃的护送下回鹘贡使才“频年得至京师”。河西走廊历来为多民族杂居区，唐末五代宋初，使人、商队在这里往来极不安全，劫货伤人的流血事件常常发生，“各部首领和各地首脑需要时时通过‘和定’来调整彼此的利害关系和结束冲突，般次往来是否平安，在很多时候也取决于各部和各地的和定关系”（注：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3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西夏与回鹘争夺河西时，相互掠夺，也就不足为奇了。双方争夺的结果是元昊取得了胜利，甘州成了西夏的一部分。因此，这条史料与西夏劫掠西域贡使和商旅没有必然联系，不能说明是西夏阻碍了丝路贸易。11世纪后，回鹘活跃在甘州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高昌（西州）、于阗、喀喇汗等政权。甘州回鹘为其中的一支，以甘州回鹘与西夏立国前的冲突替代整个回鹘与西夏的关系，得出西夏一直掠夺西来贡使和商人的结论显然是不妥的。回鹘贡使过吐蕃至北宋的道路，也是一条重要的交通线。这条丝绸古道从甘州的扁都口越祁连山，东南至青唐城（今西宁）后，沿湟水、渭水到长安，最后抵达开封城。事实上，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是很多的，有些经过河西走廊，有些不经过。不经过河西走廊的除青唐路外，还有吐谷浑道。吐谷浑道从青海湖之南至都兰，穿柴达木盆地、阿尔金山隘口抵若羌，与新疆境内的丝绸南路重合。北魏时，宋云、慧生从洛阳，途经长安去印度取经走的就是这条线路（注：《西域求经记》，《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历史上，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商旅也很多。文献记载，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凉州刺史史宁在与吐谷浑的一次交战中，获“胡商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绢以万计”（注：《周书》卷五十《吐谷浑传》。）。吐谷浑“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注：《魏书》卷一一○《吐谷浑传》。），说明境内的商贾很多。西夏时期，柴达木盆地以北的于阗及其以西各国与宋朝往来走吐谷浑道，顺理成章，不是什么异常。西夏建国前，甘州回鹘沿青唐线来中原这一史实，也无法证实西州、大食的贡使和商人在西夏建国的两个世纪中一直沿此道进入内地。
    第三条材料是说西夏对回鹘人的过境贸易课以重税，“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陈炳应先生将西夏“十而税一”的税率与宋朝、大食巴士拉的税额进行比较，认为不算特重，“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商人们找到了减税的办法，‘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其来寖熟，始厚贿税吏，密识其中，俾指之’，即用贿赂税吏和好坏掺杂的办法，解决西夏税收中最苛重的因素等于大大降低税率。因此，税率问题不至于对丝路贸易有严重影响。”（注：陈炳应：《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载《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由此可见，用以上三条史料来说明是西夏阻断了丝路贸易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