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
    西夏除了和西州、大食有经济交往外，商贸来往最多的还是丝路东端的国家--宋、辽、金。西夏前期与北宋、辽经济往来频繁。西夏至宋朝的贡使“纵其为市”，设置在双方边境上的官方榷场、和市，买卖兴隆。除此之外，两国边民之间还有私市。榷场贸易中，西夏以畜产品、土特产换取北宋的锦帛、罗绮、香料、香药、漆器、瓷器等。西夏因与北宋贸易而“公私无乏”、“资用饶足”（注：《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三八，司马光《上哲宗乞还西夏六寨》。）。西夏与辽一直友好，西夏使者频繁至辽，贡使贸易不断，西夏使人还在辽境沿路私市交易。辽在云中、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等处设市场，允许双方买卖。金灭北宋，在夏金边界的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立榷场，并沿袭辽在云中、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等处的互市（注：《大金国志》卷十三。），而且允许夏使在京城买卖货物。夏金之间频繁遣使，商贸往来很密切。西夏与南宋没有什么交往，因而茶叶、丝绸多从金获取。
    西夏与周边民族都有经济联系。茶叶是饮乳吃肉的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为市”（注：《宋史》卷一八四《食货》下。）。北宋与西北少数民族间的茶马贸易很盛，“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注：《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茶叶也是西夏与西部民族贸易的重要商品。西夏每年从北宋获得大量茶叶，与西蕃之间“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唐朝以绢买西北之马，北宋以银、绢、盐、茶等物博西北的马匹，可见绢等丝织品很受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欢迎。西夏的织绢院生产一定数量的丝织品，通过岁赐、回赐、贸易等途径，从北宋得到大量丝绸。苏轼曾说，西夏“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使五六至，而累年所岁赐可以坐复”（注：《宋文鉴》卷五十五，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西夏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经济基础薄弱，人民常以野菜充饥，生活困苦。西夏法典《贞观玉镜将》和《天盛律令》以丝绸、银两、茶叶来奖励立战功的将士和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文臣，可以看出丝绸是十分难得的稀罕物，不是人人轻易能得到的，境内丝绸的商品率不可能很高。很多史料表明，西夏一旦与北宋关系恶化，双方贸易便会中断，西夏经济立马疲困，一匹绢涨到十几贯甚至几十贯。丝绸轻软，便于携带，价钱很高，一向是东西方商人长途贩卖的理想商品。结合西夏国内人民生活艰辛、购买力有限的情况，从北宋带回来的丝绸应是卖给境内外的商贾，通过他们再向西贩运。西夏因转手丝绸贸易，获利很多，成为充实国力的重要手段。
    仁孝时，西夏与金、西辽、吐蕃、西州、大食有外交往来（注：《天盛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卷十九《供给驮门》、卷七《敕禁门》，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天盛律令·使来往门》规定：“他国来使，住于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赐举告赏当与前相同。依税法纳税，并因不应买卖，徒二年。”可知西夏首都兴庆府内有馆驿专供外国使者、商人歇息、交易，政府征收外贸税。《天盛律令》有《与敌大使买卖》条，说明西夏政府从不轻易错过获取利润的机会，对商业高度重视。西夏的榷场交易和贡使买卖都以官方为主，《天盛律令·他国买卖门》都是有关去国外采购商品的法律规定，反映官商在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西夏法典规定，“皇城司、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坐骑骆驼预先由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注：《天盛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卷十九《供给驮门》、卷七《敕禁门》，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反映西夏使团、商队还常去西辽买卖。从《天盛律令·畜患病门》“马院所属熟马、生马及予汉、契丹马中之患疾病、生癞者，当告局分处，马工当遣医人视之”，可知西夏贩往西辽的商品中有一定数量的马匹。西辽地域辽阔，疆界“东北至叶尼塞河上游，与吉尔吉斯为邻；西北越过巴尔喀什湖，包括康里人活动的地区，西至咸海以北地区”（注：魏良弢：《西辽史研究》第130页、第14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高昌和喀喇汗均为其属国。西辽的国际贸易相当发达，“处于商道的大城怛逻斯，讹打剌等都有专供商队过往食宿的旅店和出售商品的地方。国际贸易贩运的商品主要是高级消费品：中原的丝绸和高级工艺品、中亚和西亚的珠宝玉器和香料等。此外，奴隶也是贩运的对象之一，他们主要来自北方游牧部落，多运往河中和西亚地区”（注：魏良弢：《西辽史研究》第130页、第14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这一时期，西夏的贡使、商人穿梭在金与西辽之间，在国际贸易中充当着重要角色。
    西州回鹘与西夏友好，贡使、商队常往来于西夏。其实，西夏时西域回鹘各国对商业是非常重视的。喀喇汗王朝把商税视为国库的主要收入。《福乐智慧》说：“商业带给国家利益很大，这样才能保证国库免于匮乏”，国王“要保护商道的安全，肃清一切盗贼”（注：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283页、第286页，第28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文字史料和考古材料已证明，地处中西交通枢纽的西域回鹘各政权，同东方的宋辽金、印度、西亚、北非和东南欧都有发达的贸易关系。仁孝时，西夏用西方的珠玉在榷场上换取金的丝帛，金认为这是以无用易有用，于是关闭了兰州、保安榷场（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反映西夏的转手贸易有一定的规模。西夏与西域回鹘的交往是多方面的，西夏境内翻译佛经的高僧有许多是回鹘人，西夏汉文《杂字·果子部》有“回纥瓜”（注：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