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奋斗了一生。他的思想与事业在晚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宋庆龄说：“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40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注：《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页。）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伟大的转变和飞跃。如何认识这种思想的飞跃，关系到对孙中山晚年的正确评价，也涉及到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综观其思想飞跃，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把彻底改造国民党摆在首位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几十年奋斗推翻了清朝统治，创立了民国，此后又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军阀而进行了长期斗争。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继续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当时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几经挫折后实力受损，成分复杂，并且严重地脱离工农群众。孙中山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失败，深感这个党有彻底改造的必要。
    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系统地讲述了他改组国民党的动机和加强国民党自身建设的指导思想。他指出：“吾党历史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质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谓之成功，靠党员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方是真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1页。）这里所说的“专用兵力”，指的是国民党往往借助未经彻底改造的旧军队实现革命目标，而没有把革命的基点放在革命政党的自身发展壮大上。孙中山痛感于辛亥革命后，一些党员以为革命成功，奋斗精神逐步丧失的情况，指出：“许多革命党人反藉革命以谋人个利权，养成个人势力，一俟个人势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面对辛亥革命后10多年间的革命挫折，孙中山经过痛苦的思索，终于从国民党自身找出了症结和出路。他大声疾呼：“吾党所须者，是在革命精神。”“要使吾等皆愿意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5页。）“而且今后吾党同志的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提高革命党战斗力的良方。
    孙中山对国民党自身建设的认识不止于此。他认为，从前何以不从事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现在有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使他耳目一新。他分析道：“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页。）在当时国民党内一些人对俄国革命抱敌视态度，称俄国共产党为“过激党”的情况下，孙中山敢于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高度评价俄国革命，充分肯定和吸收俄国共产党夺取及巩固政权，特别是建设革命党的经验，这是需要眼力与勇气的。由此他也更加坚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改组国民党的目的说得十分明白，那就是“夺取政权，克服民敌”，同时在胜利之后，“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页。）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对记者谈话中又强调：“盖非有一坚实之政党，国事终不可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4页。）孙中山之意，在于通过把国民党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党，由“以党建国”进而达到“以党治国”。
    二、通过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修订革命纲领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制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个方面，用以解决旧中国所面临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问题。从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完整提出“三民主义”的纲领之后，这一纲领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并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当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之后，这一主义却日益显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适应时代潮流，认识到重新加以解释和修订的必要。他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说：“我们这次在广州开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9页。）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反满”，争取民族独立，这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却又缺乏明确的反帝内涵。而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则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19页。）孙中山还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消除“侵略中国主权”的具体政策。在解决国内民族矛盾方面，孙中山开始重视少数民族问题，强调国内诸民族的平等结合，“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内容和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原则，标志着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完全摆脱了大汉族主义的影响。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革命政治旗帜，有过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导致中国封建君主制度的终结，而且使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但它的局限性主要是缺乏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实现人民权力的内容。重新解释的民权主义则克服了这一弱点。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在这里，孙中山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原则，而力图避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狭隘性，强调了民众的普遍权力。《宣言》还进一步说明：“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这种只给民众以民权而不给民众的敌人以民权的观点，与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主张，实在是相通的。
    国民党“一大”在起草、讨论民生主义的“真释”时发生严重分歧，左派与右派之间各不相让。孙中山认为“稳健者可说是不及，猛进者可说是太过”（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页。），因而《宣言》中对民生主义的解释不能不是矛盾“综合”的产物，更多地沿用了传统的表述。尽管如此，其内容仍然有所发展。孙中山重申“平均地权”意在解决“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的问题，办法是通过土地国有，使农民得到土地。“一大”后孙中山则正式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节制资本”方面，要旨在“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尤其关注广大农民、工人的解放问题。《宣言》中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这种对工农自身解放的新观点，是民生主义的大进步。
    针对国民党“一大”《宣言》，毛泽东指出：“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页。）在这之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在这之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基本相同的，因而它实际上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双方共同遵守的基本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