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粤海设关，开辟了中西通商的新时代。广州口岸的外洋商务，“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注：梁廷枬：《粤海关志》，卷25，“行商”条；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十三行的行商，受命于官，包揽洋务，又称“官商”或“洋商”。如果说，“广东通海最早，得洋气在先”（注：张焘：《津门杂记》。），那么，直接参与华洋互市的广州行商，就是首当其冲，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了。他们对西洋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差异，其感知程度如何。并形成什么样的西洋观，这是一个不易探索然而值得探索的问题。
    现存的十三行史料，基本上属于商业性文件，包括商对官的“禀”，官对商的“谕”，以及行商对外商的“书”，等等。门类虽多，从中固然可以了解跨文化贸易的状况，但难以直接提取跨文化传通的观念。换句话说，广州行商心目中的西洋形象，是要另辟途径才能追寻的。幸好乾嘉年间十三行的总商潘有度，写下二十首《西洋杂咏》，抒发自己对洋人、洋风和洋事的“竹枝词”式的观感，使后人得以雾里观花，利用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标本，来评说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
    一、潘有度在乾嘉洋务中的地位
    潘有度即潘致祥，字宪臣，又字容谷，出身于广东番禺一个行商世家（注：潘有度的生卒年，尚难确考，暂采下说：“乾隆二十年（1755）生，嘉庆二十五年（1820）卒。见陈国栋：《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1993年版，第247页。）。父启，号文岩，创同文行，是十三行元老之一。潘启深于阅历，壮年离闽来粤经商，办事干练、资力雄厚，成为乾隆年间的头号行商。在广州洋场中享有盛名，被称为“潘启官一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潘启死，子承父业，同文行由潘有度主持，行务蒸蒸日上。至嘉庆二十年（1815）改名同孚行，仍居十三行的前列。关于他在乾嘉洋务中的地位和声誉，两广总督蒋攸铦有过如下评价：“其自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注：《嘉庆外交史料》，卷四。）。这个官方考语，已经将“潘启官二世”的财力、能力和公信力概括无遗了。
    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接办行务，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去世，潘有度的“洋务”生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1807-1815年退商居家）。在官、商、夷的三角关系中，他善于周旋，曾多次排忧解难，绕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暗礁，使潘家在充满风险的洋场中免于覆灭的命运。作为十三行的总商，潘有度除承担沉重的捐输任务外，还要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尤其是清偿行商的“夷债”和解决洋船违章贸易的纠纷。前者如乾隆六十年（1795），而益行石中和拖欠白银59万8千余两，弄得家破人亡，连累众商分摊偿债的悲剧性事件（注：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二卷，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9-577页。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86-287页；陈国栋：前引文，第265-267页。）。后者如嘉庆十年（1805），俄国美洲公司“希望号”和“涅瓦号”违章到广州倾销皮货，清廷一月之内三次寄谕查究，即所谓“俄罗斯夷船来广贸易”案（注：详见拙著：《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97页。有关俄船事件的香山县正堂公文三份，现存清代澳门中文档案内，即里斯本国家档案馆东坡塔顺序编号：C063-003、C0611-037、C0611-038。详见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第696-700页。）。经过潘有度从中斡旋协调，当然也有叩求和行贿，上述风波，终告平息。可知，“洋务最为熟练”云云，并非虚誉。
    在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众商中，潘有度还有一个出类拔萃之处，这就是他的儒商风度。据张维屏记述：
    容谷丈理洋务数十年。暇日喜观史，尤喜哦诗。有园在河南，曰“南墅”，方塘数亩，一桥跨之。水松数十株，有两松交干而生，因名其堂曰“义松”，所居曰“潄石山房”，旁有小屋曰“芥舟”（注：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
    除个人喜爱观史哦诗外，潘有度也致力振兴文运，于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带头捐送公产，在广州西关下九甫创建文澜书院，“为士子会文之所”（注：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410页。）。
    在幽雅的“南墅”，潘有度多次接待洋商，与他们品茶赏园，纵谈西洋近事。俄国“涅瓦号”船长李香斯基，1806年就曾到南墅一游，在潘氏亲自陪同下，观看过潘能敬堂列祖列宗的五座神主牌（注：李香斯基：《涅瓦号环球游历记，1803-1806年》，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第255页。）。美国波士顿商人提登，1815年也受过潘有度的款待，见到他收藏的“一些当时最佳的世界地图与航海图”，“并在英文地名旁边标注上国家、大城市与海港的中文名字以供他自己使用”。在这次晤谈中，甚至还有“讨论拿破仑战争”之类的话题（注：陈国栋：前引文，第254页。）。
    像潘有度这样一个具有儒商特点的行商，其眼界和学养是远出同辈之上的。他用诗歌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洋情的理解，尽管浮光掠影，甚至包含着若干有趣的“误读”，但毕竟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遗留的吉光片羽，后人没有理由可以漠然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