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洋杂咏》的题材和风格
    《西洋杂咏》二十首，每首七言四句，附有详略不等的自注。全诗刊于《番禺潘氏诗略》，潘仪增编，潘飞声校，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刻。编者因“其堂曰义松”，故冠以《义松堂遗稿》之名。现将全诗及自注录附本文末尾，并依次编号，以便征引。
    原诗未署年月。但从最后一首“廿年角胜日论兵”及其自注：“外洋争战，廿载末靖”之句来推断，当指震动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按中国人用虚岁纪年的习惯，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法国对英、荷宣战，经过“廿年”，应为1812年，即拿破仑入侵俄国之年。因此，《西洋杂咏》可断为潘有度在嘉庆十七年所作。当时他正“退商”赋闲，隐居“南墅”，大有余暇可以“酒后高哦”了。
    据张维屏《谈艺录》云：“容谷善哦诗。土音哦诗，善吹笛者倚笛和之”（注：《张南山先生全集》第三十册。）。这种土音吟哦、倚笛和声的逸雅气度，令人联想起“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注：《白居易集笺校》，外集卷上，“听芦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29页。）的唐代古风。看来，潘有度创作《西洋杂咏》，从内容到形式，从声到乐，几乎都是模仿“竹枝”风格的。如果将它归入清代海外竹枝词一类，想必不至于会是张冠李戴吧。
    潘有度这组“杂咏”，题材杂而不乱，可大别为六类：
    第一，商业习惯：（一）（二），共2首；
    第二，宗教信仰：（八）（十六），共2首；
    第三，生活风尚：（五）（六）（七）（九）（十）（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共9首；
    第四，婚丧礼俗：（三）（四）（十一），共3首；
    第五，科学技术：（十二）（十三）（十九），共3首；
    第六，外洋争战：（二十），1首。
    这二十首诗中，生活风尚类和婚丧礼俗类共12首，占百分之六十，可知潘有度咏写海外风土的重点所在。至于各诗的自注，旨在释名物，明词意，同时也就进一步把作者的西洋观具体化了。因此，对《西洋杂咏》的评说，应当是诗、注并重的。
    三、中西差异与文化误读
    《西洋杂咏》对十九世纪初的西洋文明，有咏有叹，亦赞亦议。它所流露的主体意识，既反映了中西差异，又包含着文化误读，是相当耐人寻味的“格义”现象。
    一个妻妾成群的封建行商，怎样看待近代西洋人的婚姻生活呢？《杂咏》第三首写道：
    缱绻闺闱只一妻，犹知举案与齐眉。
    婚姻自择无媒妁，同忏天堂佛国西。
    夹于诗句中的自注，又合成一段对洋人婚俗的具体描绘：
    夷人娶妻不纳妾，违者以犯法论。夷人夫妇之情甚笃，老少皆然。男女自主择配，父母皆不与闻。合卺之日，夫妇同携手登天主堂立誓。
    在潘有度心目中，一夫一妻与一夫多妻，婚姻自主与父母择配，这种显而易见的文化差异，竟然还有可以认同的一面：“犹知举案与齐眉”！言下之意，似乎“夷”俗也沾沐华风，岂不是咄咄怪事？众所周知，“举案齐眉”尽管是中国婚姻史上传诵百代的美谈，但它所表现的毕竟是妻子对夫权的婉娈依附，并不意味着夫妻双方在道义上的均衡。换句话说，梁鸿、孟光的故事，告诉人们的只是“和谐”而不是“平等”，其伦理取向是对男方倾斜的。因此，所谓“犹知”，其实正是潘有度不知不觉的“误读”。他作为行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面前低三下四，委曲求全；而作为儒商，文化上依然居高临下，“夷”不绝口。这种表卑里亢的精神状态，说明潘有度尽管处于中西通商的前沿，却抱着“朝贡体制”的老眼光，远远没有跨越华、洋之间文化传通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