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洋的决斗之风，大悖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伦理。对潘有度来说，自然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异俗了。《杂咏》第七首云：
    拌将性命赌输赢，两怒由来大祸成；
    对面一声枪并发，深仇消释大轻生。
    自注进一步解释道：
    夷人仇深难解，约定日期，各邀亲故知见。各持鸟枪，入铁弹，对面立定。侯知见人喝声，一齐放枪。死者不用抵偿。如不死，冤仇立解，永不再斗。以示勇而不怯之意。
    从中世纪骑士文明演变而来的西洋“决斗”，与中国古代的阵前“斗将”和近代的宗族械斗，可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潘有度虽然隐约地看出这种解仇方式的公正性，并觉察到“决斗”的文化内涵具有“示勇而不怯之意”，但他还是指鹿为马，视之为“赌命”和“轻生”，直截了当地将骑士风度当作君子风度的对立物了。
    在清朝专制体制中被确定为“沐恩洋行商人”（注：许地山编：《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70页。）的潘有度，对民主也像对平等一样，是非常隔膜的。当他咏写君民关系的时候，西方那套简化的威仪，难免要令他望“洋”兴叹了。《杂咏》第十首可作例证：
    戎王匹马阅齐民，摘帽同呼千载春。
    简略仪文无拜跪，逢人拉手道相亲。
    自注无多，意思却一清二楚：
    外洋国王出巡只单骑，不用兵侍从。外洋以摘帽为敬。夷俗无拜跪礼。
    “戎王”的简朴，尽管并非平民化，但较之“天朝”那套三跪九叩首的繁文缛节，确实叫人耳目一新。潘有度对此津津乐道，未必没有一点言外之意。
    至于近代科技如何引发这位行商浮想联翩，他从“千里镜”中看到了什么奇景，《杂咏》第十二首说得有声有色：
    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
    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
    自注云：
    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圆球，周身明彻，有鱼鳞光。内有黑影，似山河倒照，不能一目尽览，惟向月中东西南北分看。久视则热气射目。夜静，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
    望月而思广寒，对喜爱观史哦诗的潘有度来说，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思绪，老生常谈，未可厚非。不过，他的思想境界，倘若拿来与另一位也是“镜澄千里幻中看”的同时代人对比，那就相去远甚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广总督阮元（1764-1849）在广州作《望远镜中望月歌》，却道出完全别样的感慨：
    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阙。
    广寒玉兔尽空谈，搔首问天此何物？
    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为山明者水。
    舟楫应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里。（注：阮元：《研经室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71-972页。）
    以上对《西洋杂咏》的择要评说，属于历史视域的个人观察，谈不上严格意义的文化分析，但愿不会苛求于前人。事实上，即使进入近代，敢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要消除对西洋文化的“误读”，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四、潘有度西洋观的历史特征
    在广东十三行的历史上，“潘启官二世”是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代表人物。他的传世组诗《西洋杂咏》，并不是亲历其境的直观吟咏，其中包含着大量得自“夷商”的传闻。对西洋文明的认识程度上，所述各节，自然有深浅之别。甚至个别场合，咏写海外风土，变成传播海外奇谈。他对外洋各国贫富关系赞不绝口（第九首），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