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年间的广州口岸，享有独口贸易的优势，万商云集，“夷务”纠纷丛生。按道光初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的说法，西洋通商各国“气习各异：米利坚、港脚、吕宋、荷兰等国，虽非驯服，尚少刁顽；唯英吉利国夷商最为桀骜”（注：道光九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奏，见梁嘉彬前揭书，第238页。）。潘有度本人，正是在与英商的长期交往中形成他的西洋观的。然而，对被官方视为“桀骜”不驯的贸易伙伴，《西洋杂咏》反而称许他们的商业信用：“忠信论交第一关”，“聊知然诺如山重”（第一首）等等。这说明，作为从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过渡时代的官商，潘有度尽管与自由贸易格格不入，但他在“理洋务”即介入世界市场的实务中，却已感受到“重然诺”即重契约的近代意识，合乎中华的“太古纯风”。韦伯曾经“对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行商的信誉卓著大惑不解，以为或是因为行商垄断对外贸易，地位稳固之所致。他并且进一步推论，如果行商的诚实是真的，那一定也是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行商重“义”，植根于儒商传统，韦伯的“影响”说可以休矣。
    《西洋杂咏》的创作时代，还不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自觉时代。在潘有度的诗歌和自注中，往往流露出主体文化的优越感。“以夏释夷”的思维倾向，不能不导致他对客体文化的“误读”。历史上已有先例，就是东晋时代的佛徒用外书配拟内典的“格义”：“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注：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3页。）。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西洋杂咏》所表现的独特理念，正是十九世纪初夷夏两种异质文化的“混合品”。潘有度留给后世的这个文本，是值得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人认真解读的。
    广东十三行的历史，有经济方面，也有文化方面。前者早就引人注目了，后者则还不入时眼。本文通过《西洋杂咏》来评说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探测一代巨商的文化心态被中西交汇打上什么样的烙印，旨在推动广州口岸的研究“更物质化”和“更精神化”（注：勒高夫等著，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以适应当代史学的深层追求。
    附录《西洋杂咏》
    （一）忠信论文第一关，万缗千镒尽奢悭（华夷互市，以拉手为定，无爽约，即盈千累万皆然。既拉手，名为“奢忌悭”）。聊知然诺如山重，太古纯风羡百蛮。
    （二）客来亲手酌葡萄（客到饮葡萄酒，不饮茶，酒皆葡萄酿成），响彻琉璃兴倍豪（每饮以碰杯为敬）。寒夜偎炉倾冷酒（夷人饮冷酒，冬夏皆然），不知门外雪花高。
    （三）缱绻闺闱只一妻（夷人娶妻不纳妾，违者以犯法论），犹知举案与齐眉（夷人夫妇之情甚笃，老少皆然）。婚姻自择无媒妁（男女自主择配，父母皆不与闻），同忏天堂佛国西（合卺之日，夫妇同携手登天主堂立誓）。
    （四）生死全交事罕闻，堪夸诚悫质于文。素衣减食悲三月（夷人丧服，周身上下元色。父母妻俱服期年，朋友服三月），易篑遗囊赠一分（夷人重友谊，临终分财，友亦与焉）。
    （五）金藤一丈绕银壶（夷人吸水烟，用银壶注水，约高二尺。烟斗大如碗，金饰藤管长一丈余。烟斗内载糖和烟叶，用炭烧），无人知是淡巴姑（烟叶产自吕宋国，夷人名“淡巴姑”）。
    （六）头缠白布是摩卢（摩卢，国名。人皆用白布缠头），黑肉文身唤鬼奴；供役驶船无别事，倾囊都为买三苏（夷呼中国之酒为“三苏”。鬼奴岁中所获，倾囊买酒）。
    （七）拌将性命赌输赢，两怒由来大祸成。对面一声枪并发，深仇消释大轻生（夷人仇深难解，约定日期，各邀亲故知见。各持鸟枪，入铁弹，对面立定。候知见人喝声，一齐放枪，死者不用抵偿。如不死，冤仇立解，永不再斗。以示勇而不怯之意）。
    （八）养尊和尚亦称王（澳门大和尚，俗称“和尚王”），妇女填门谒上方（澳门妇女，日临大和尚寺，跪求忏悔）。斋戒有期名彼是，只供鱼蟹厌羔羊（葡萄牙等国，逢彼是日斋戒，只食鱼蟹海错，不食牛羊。斋戒期名“里亚彼是”，“里亚”，日期也；“彼是”，鱼也）。
    （九）痌k3n617.jpg胞与最怜贫，抚恤周流四序均，岁给洋钱过百万，途无踝丐忍饥人（外洋各国，岁敛洋钱百余万元，周给贫民，途无踝丐）。
    （十）戎王匹马阅齐民（外洋国王出巡，只单骑，不用兵侍从），摘帽同呼千载春（外洋以摘帽为敬）。简略仪文无拜跪（夷俗无拜跪礼），逢人拉手道相亲。
    （十一）一枪一剑渡重关（夷人出外，恒以一枪一剑自卫），万里浮航久不还，积有盈余归娶妇，问年五十须丝斑（夷人远出贸易，必俟富厚始归娶妇。年五十娶者甚多，新妇少艾，不以为嫌）。
    （十二）万顷琉璃玉宇宽，镜澄千里幻中看（千里镜，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傍有小镜看月，照见月光约大数丈，形如园球，周身明彻，有鱼鳞光，内有黑影），朦胧夜半炊烟起，可是人家住广寒（夜静，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如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