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实在在奉行三大政策
    毛泽东还指出：“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页。）宋庆龄1962年在一篇文章里也谈到：孙中山在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加上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说，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他的中国革命政治纲领的唯一“正确解释”（注：《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9页。）。正因为与三大政策相联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才能在新的革命阶段立得住，推得开。
    在三大政策中，“联俄”是孙中山的出发点，是孙中山的一项根本政策。随着对俄国革命了解的加深，通过对俄国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对比观察，孙中山找到了二者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也看清了中国革命中的某些弱点。由此，他确定了“以俄为师”的方针。在国民党“一大”之前孙中山就说：“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1页。）。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又反复强调：“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6页。）。“凡我有志之士，皆已认苏俄为同志。”（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页。）“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而亦当引为吾国互助之友。”（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1页。）孙中山这种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和政策倾斜，不免引起国民党内某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反对和攻击。对此，他总是进行耐心的说服，以至驳斥那些“造谣生事者”的“谰言”。在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中，孙中山针对一些人的怀疑态度，特别强调了“联俄”的好处：“俄国既为各国所承认，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页。）。在“联俄”问题上的义无反顾，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在革命关键时刻的胆识与远见。
    “联俄”与“联共”是紧密相连的。“联俄”的政治基础与思想基础也就是“联共”的基础；苏联从革命全局出发，也必然要促成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尽管孙中山著作中没有“联共”一词，但联共政策是他事实上所坚持和实行的，“联共”客观上成为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核心内容。“联共”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宋庆龄回忆道：“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注：《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孙中山1924年3月在《致全党同志书》中讲到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问题时表示：“来者不拒”，“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新旧分子之别。在党言党，唯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2页。）在实际工作中，孙中山放手让共产党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及担任党的各级领导职务，表现出了博大的胸怀。同时，对国民党中一些“元老”反对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则提出警告和给予痛斥。国民党元老冯自由曾回忆说，孙中山对他声称：“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注：《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39页。）或许这种回忆在言词上不见得准确，但孙中山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是坚决的。宋庆龄在讲到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对共产党的联合时也说：当“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注：《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孙中山依靠他的崇高威望和地位，维护和坚持了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而“党内合作”又是孙中山当时可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国民党的现状和孙中山的政治经验所决定的。我们不能离开具体历史环境孤立地评价“党内合作”方式的短长。这种合作方式，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却是能行得通的“较好”方式，虽然对于双方来说难度都很大。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随着时间的变迁，原有的平衡逐步被打破，原来潜在的合作危机就爆发出来。
    改组前的国民党由于严重脱离工农，因而难以得到工农大众的有力支持。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联俄联共的国民党也必然采取“扶助农工”的政策。它的实施对以工农为主体的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充分肯定了工农民众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宣言》指出，工农“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1页。）这一段话，是国民党“一大”“唤起民众”方针的明确表述。“一大”后，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国民党采取了扶助工农运动发展的具体措施，帮助工人农民组织起来，支持工人的反帝运动和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这使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胜利获得新的群众基础。但由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轻视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势力，这使孙中山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遇到了障碍，由此他强调“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矛盾。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在没收和分配土地问题上，苏联顾问鲍罗廷曾提出一个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意见，建议颁布一个明确的土地法令。但孙中山犹豫不决，最终由于“元老”们的反对而放弃。这不能不使“扶助工农”政策受到了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