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大食的交往，对西夏经济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天盛律令·畜利限门》规定“大食之骆驼数依所成幼仔交纳”，“大食之骆驼毛绒、酥不须交纳，牧者持之”，来自大食的骆驼已在西夏畜牧业中占一席之地。西夏汉文《杂字·果子部》还有“大食瓜”（注：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载《中国民族史研究》第二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众所周知，阿拉伯帝国地理位置优越，大食商人穿行在欧亚非之间，在中国贩运的商品历来以香药、宝石、珍珠、象牙、犀角为主，从中国输入的货物也主要以丝绸、瓷器、纸、墨、香料为大宗。许多大食商人因经营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而致富。西夏虽能生产一定数量的丝绸、瓷器、纸、墨，但产量和工艺无法与中原产品相提并论。西夏前期，这些商品主要从北宋进口；后期主要从金朝获得。仁孝时，西夏官库存放着金银、丝绸、钱币、陶器、漆器、药材等等。药材中有香象牙、珍珠、珊瑚、乳香、没药、龙脑等产自西域和大食的药品。仁孝时，金与南宋的经济交往十分密切，金通过榷场从南宋购得茶叶、各种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等，但“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注：《金史》，卷三《太宗纪》、卷三《太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四《熙宗纪》、卷五《海陵纪》、卷五《海陵纪》、卷七《世宗纪》、卷一三四《西夏传》、卷五十《食货》。）。仁孝时官库内的香象牙、龙脑等物品应是从西方获得的。西夏所在的河西走廊出产大黄，早在罗马时代大黄就输往西方。蒙古灭夏时，耶律楚材得大黄治好病疫军士几万人（注：《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元代，商人踊跃到西夏故地购买大黄，“贩售世界”（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97页。），大黄也应是西夏输往西方的主要商品之一。《天盛律令》严禁将人口、牛、马、骆驼、军披、铠甲、弓箭、枪剑、刀、铁连枷、马鞍、装剑袋、金银、种种铁柄、披甲、编连碎段、毡垫、粮食、骡、驴、钱、牛皮、骆驼皮、马皮贩卖到敌界（注：《天盛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卷十九《供给驮门》、卷七《敕禁门》，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等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没有特殊情况粮食、弓箭不能随意卖给西州和大食商人，不难看出这些物品多数也应是外商禁买之物。
    四、西夏时期，陆路丝路上中西贸易递减的原因
    北宋与西域和大食的交往非常密切，从陆路和海路东来的贡使、商队络绎不绝。南宋与西方的交往十分频繁，杭州、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外商云集，商船穿梭不止，“南宋初，仅广闽二处，市舶之利即达二百万缗，成为南宋偏安政府的主要收入项目”（注：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4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辽史》记载，辽与西域回鹘各政权的往来也很亲密，至辽国的贡使不断。到了金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史》记载回鹘朝贡金的次数就比朝贡宋辽的次数少得多，章宗后不见回鹘贡使入贡。现有的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也看不到仁孝后，西夏与西域回鹘、大食间有什么交往。说明西夏时期陆路丝路上的中西商贸往来自北宋灭亡后逐步减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1.北宋灭亡后，金和西夏所拥有的、能够吸引西域及西方商人的商品越来越少。丝绸、茶叶、瓷器是中国向国际市场提供的最重要的商品，深受西方人的喜爱。金灭北宋，南宋据富庶的南方与之对峙。唐代，我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宋代，南方丝织业迅猛发展，长江以北金朝的丝绸产量和水平自然赶不上两宋。受自然条件的制约，金不产茶叶，茶要从南宋购买。同两宋相比，金就失去了与西方贸易的拳头产品--丝绸和茶叶优势。辽金同处北方，但辽每年从宋朝获取10万两银、20万匹绢的好处，对外贸易所需的银、绢有一定保障。《福乐智慧》“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注：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283页、第286页，第28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反映辽销往西域的丝绸很多。西夏所在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多荒漠，不产茶，丝绸产量有限，经济基础薄弱，综合国力远不如宋朝，缺少与西方通商的绸缎、茶叶和瓷器。北宋时，西夏常年从宋朝获取大量的丝绸、金银、茶叶等岁赐，尚可弥补物产的不足。北宋灭亡后，岁赐取消，大部分丝绸、金银、茶叶等物只能通过金间接获取。夏金贸易远不如宋夏贸易。金多年不在夏金边界上设榷场，夏正德八年（公元1134年），西夏“请于陕西互市，金主不许”（注：《西夏书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三十八。）。宋至夏大庆二年（公元1141年），在西夏多次请求下，金才同意设兰州、保安、绥德三处榷场（注：《西夏书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三十八。）。虽有榷场，金常找各种借口将其关闭。夏乾祐三年（公元1172年），借“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有用”，废兰州、保安榷场（注：《西夏书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三十八。）；夏乾祐八年（公元1177年），担心西夏与西辽往来，“绥德榷场亦罢”（注：《西夏书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三十八。）。西夏后期，因金限制西夏贡使的商业活动，两国关系恶化。最终，金断绝了双方的贸易往来。西夏靠与金贸易来弥补自身经济缺陷这条路越走越窄，加之境内自然灾害频繁，国家迅速衰落。西域各国及西方人喜爱的丝绸、茶叶等产品很难再从西夏得到。因瓷土、工艺不如宋金境内的好，西夏生产的瓷器质量自然赶不上这两国的水平。由于缺乏吸引外商的商品，西夏后期与西方的商贸交往随之衰落。2.蒙古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夏、金同西方的商业交流。12世纪中叶后，漠北蒙古日益强大，很快崛起。漠北与西域、中亚邻近，蒙古贵族很早就和西方商人关系密切，大蒙古国的开国功臣中就有中亚商人阿三（注：邱树森：《元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北方和西北的传播》，《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蒙古贵族需要中亚国家生产的锦缎、钱币、珍奇玉物、粮食、酒类等物。成吉思汗对待商人总是以上好的价钱，给予优厚的待遇，使得四方商人纷至沓来。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西方商人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使团主要由商人组成。大蒙古国蒸蒸日上，西夏、金的国势却每况愈下，西夏末年已附属蒙古征讨金国。蒙古的强盛及其实行的重商政策，致使蒙古与西方的贸易兴盛，这样自然就削弱了西夏、金同西方的商业往来。蒙元时期，中西之间便利的驿道，使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了青春，驿道上使者、商队东来西往，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