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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以上的事件，亨利八世及其大臣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大学作为教界知识分子特别是权威神学家聚集的中心，如若关系友好，可以像朋友一样为王权提供舆论支持；如果置之不理，就有可能倒向教皇，变成危险的敌人。为进一步控制大学以保证其对王权的永久支持，1535年秋，亨利八世委派皇家视察员巡视两所大学。这是大学首次受到世俗权威的巡视，是国家对大学事务最明显不过的干预。此次巡视的主要目的是强制大学遵奉国王的至高权威。另外，遵照克伦威尔的嘱托，重振大学的学术。视察员在两所大学里的活动主要以克伦威尔授予剑桥大学的指令为依据。按指令的规定，大学所有人员必须宣誓遵守有关国王继承权和至高权威的法令；每所学院都要出资设立希腊文讲座和拉丁文讲座；废止宗教法的讲授和宗教法学位的授予；停止有关经院哲学家神学命题的讲座，神学讲座要以《圣经》为依据，允许所有学生参加这些讲座，允许私下阅读《圣经》章节；文科系的逻辑课程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主，辅以德国人文主义学者阿格里克拉和梅兰克森的作品，摒弃邓斯·斯可托斯和其他经院哲学家的繁琐问题及其晦涩注解；大学和各学院的法令与这些指令相抵触者皆宣告无效；各学院院长和其他大学职员必须宣誓遵守这些条令[4]（pp.332-333）。 研究剑桥大学史的著名学者J.B.马林杰将克伦威尔的指令描述为：“大学历史上中世纪时代和近代的分界线”[4]（p.333）。从大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看，这一观点能够成立。政府对大学的干预程度已远远甚于前几个世纪里教皇或主教对大学的控制程度。而且宣誓遵奉国王至高权威、信奉国教的惯例此后一直被遵守着。直到1871年，大学仍然按此要求学员，其中一些学院直到20世纪中期还在执行[4]（p.334）。 尽管如此，大学并非心甘情愿地服从国家管理。剑桥大学视察员约翰·普莱森博士警告说，大学表面上愿意服从国王的至高权威，一些学院院长“（却）阳奉阴违，玩忽职守”。另一位视察员托马斯·利博士证实，一些院长依然沉迷于“诡辩学问”，不满意政府所做的事情，并企图懈怠巡视员的指令[6]（p.200）。根据1538年考波斯·克里斯蒂学院学员的指控，在牛津大学指令也未被执行，那些“支持新学问的人”没有“被允许担任任何职位，而且迄今为止，尚未参与学院事务的商讨”[6]（p.202）。不仅法令未被很好贯彻下去，支持教皇权威的保守分子也十分活跃。1535年，牛津大学新学院一名牧师罗伯特·克罗夫特发表了许多“叛逆言论”，贬损国王的举动侵犯了罗马主教的权力。1538年，在校教士约翰·哈特利指控另一名在校教士亨利·斯派塞，说他不仅支持圣像祷告，且支持费希尔和莫尔的事业[2]（pp.130-131）。对都铎政府而言，完全控制两所大学并非指日可待。 虽然不甘心被世俗政权所控制，大学却不得不主动靠近国王。因为伴随宗教改革的开展，世俗人的野心和贪欲开始膨胀，大学的特权和财产面临危机。也正是凭借国王和某些政界显贵的支持，大学最终在改革的动荡中幸存了下来。 最先对大学构成威胁的是企图迫使国王废除大学古老特权的野心勃勃的市民。大学与当地市民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在中世纪漫长岁月里，大学在英王的庇护下获得了一系列经济特权和司法特权，其中某些特权是以牺牲市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市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16世纪20年代，在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的保护下，牛津大学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优越地位。但1529年沃尔西倒台后不久，市民的挑衅日益频繁。1532年，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牛津大学把所享有的所有特权交给了国王。结果，国王借此对大学事务横加干涉。直到1543年，在议会的干预下，国王才恢复了爱德华三世授予牛津大学的所有特权[2]（pp.127-132）。15世纪40年代，剑桥镇的市民也伺机而动，对剑桥大学里的偷盗现象大肆渲染，市长的儿子甚至擅自释放大学在市集上拘捕的罪犯。为保住特权，剑桥大学演说官罗杰·阿沙姆致信给所有枢密院大臣和大法官托马斯·罗茨利以及有幸出入国王寝宫的绅士，恳请他们的帮助。最终，剑桥大学所享有的特权也得到了议会正式确认[7]（p.10）。 此外，大学的财产也面临着几乎被全部剥夺的危险。1536-1540年，议会授权国王解散了所有修道院，两所大学的修道学院也未幸免。虽然国王只是兼并了修道学院，但两所大学仍然受到了重创，尤其是牛津大学颇有切肤之痛。据称，在牛津大学，12所修道学院被解散，几乎与剩下的世俗学院一样多。1539年，牛津大学在写给克伦威尔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学生人数减少了一半[6]（p.202）。因为修道机构相对较少，又没有专属于修道士的学院，剑桥大学的损失相对较小一些。国王和议会的强势姿态让两所大学的教师惶恐不已，由修道学院的消失而忧惧大学的命运。 1545年，厄运再次降临。因为此前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授权国王解散大学的任一所学院，并没收其财产。或许威胁并非来自国王，更多的是来自朝廷的某些官员，他们已从教会财产掠夺中尝到甜头，野心进一步膨胀。他们甚至请求国王调查大学所有土地和财产，企图据为已有。为能够影响国王支持大学的存在与发展，两所大学积极求助于朝廷亲近大学并可以维护大学利益的人。皇后凯瑟琳·珀尔、国务秘书威廉·佩特和其他一些尊重知识和学者的政界显贵都成为拉拢对象。最终同情和支持大学的人被国王委任为大学财产评估委员，马修·帕克、约翰·雷德曼和德威廉·迈负责剑桥大学，理查德·考克斯负责牛津大学。他们不仅受到国王的赏识，而且都接受过大学教育。在呈递给国王的报告中，他们忠实纪录了学院的贫困和入不敷出。亨利八世对帕克呈递的有关剑桥大学的报告结果深感惊讶，坦率承认：“他没有想到，在他的王国里，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如此忠诚地凭借少得可怜的土地和租金维持着生计”，两所大学的土地和财产由此幸免于难[7]（pp.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