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对英国大学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开始管理和控制大学。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宗教改革使亨利八世成为世俗和宗教界双重首脑,可对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发号施令。宗教改革后,亨利八世取代教皇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统辖权延伸至原属教会管辖的领域。作为教育机构,本质上又是教会机构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理所当然归属国王管辖。而且史无前例的皇家巡视和修道学院的无情解散证明国王和议会已经掌握了让人生畏的绝对权力,两所大学不得不表示服从。 其次,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对现实政治的价值凸显。在为国王的离婚提供合法依据、否定罗马主教权威、遵奉国王至高权威的斗争中,大学发挥了舆论支持的作用。此外,大学为国王和政府供应合格官吏的价值得到证实。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外交模式的初现端倪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渐趋庞大,国王和政府越来越依赖头脑灵活、见多识广、通晓法律知识和多国语言,并擅长外交辞令的人,这样的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托马斯·沃尔西是亨利八世统治前期的重臣,除大法官一职外,他还任约克大主教兼教皇使节,辅佐亨利八世长达18年[8](p.307)。宗教改革在给王权增加巨额财富和巨大权力的同时,也给王室增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行政管理和多种社会职能的负担,从而促使政府更加依赖有知识、有技能的人。许多大学毕业生由此得以在政界谋得一官半职,有的甚至成为政界要人。从剑桥大学神学讲师而逐渐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克兰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p.325)。大学与政界之间也由此而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在宗教势力衰微、世俗势力和野心膨胀的新环境中,大学不得不主动靠近世俗政权寻求保护。宗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大快人心的,因为教会和教士的腐化堕落早已为世人所不齿,大大小小的宗教组织不仅占有大片地盘,而且享有诸多豁免权和特许权,对此,财富渐增、自主意识渐长的世俗阶层已无法忍受,欲除之而后快。修道院解散后,教会的地产和收入统归王室所有,为支付战争费用,许多土地被王室抛售,贵族和中等阶层从中捞取了许多资本,野心和贪欲更加膨胀,享有许多特权和地产、在本质上又属于教会机构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自然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为保住特权和财产,两所大学不得不求助于国王的保护,当然也得为此付出代价。 都铎政府开始管理和控制大学对大学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不利的方面有以下两点: 第一,大学由直辖于罗马教皇的特权团体转变成直辖于国王的特权团体,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从国际性质的大学转变为民族性质的大学,发展的视野相对狭隘。大学发展中掺杂进了更多的世俗政治因素,在价值取向和培养目标上多少会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当时,政治还和宗教纠缠在一起,大学的发展面临更多复杂因素。 第二,伴随宗教改革的深入开展甚至反复,大学一直动荡不安。自亨利八世开始,历任国王都强制大学遵奉国王的至高权威,并服从国王的宗教政策。爱德华六世时期教义教规的新教化变革在大学里引起了激烈的教义争端,玛丽女王复辟天主教的“血腥政策”迫使大学里的许多学者奔走他乡,伊丽莎白一世扭转乾坤,重塑英国国教的权威,清洗天主教徒,压制激进的清教徒,大学里更是波澜起伏。 尽管如此,大学也从中获得了各种实惠。尤为突出的一点是,亨利八世时期,大学凭借国王和一些赞赏知识、尊重学者的政界显贵的庇护,在世俗势力和世俗野心膨胀的新环境中,保住了自己的古老特权和地产。在政府管辖范围不断延伸的整个都铎时期,大学的特权都得到了历任国王的确认。此外,世俗政权的介入大大促进了大学教学与课程改革的人文主义化进程。15世纪末16世纪初,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开始广泛传入英格兰,并在亨利八世的宫廷找到了合适的土壤[9](pp.11-22)。两所大学也感受到了这股新鲜空气,从最初几位学者捐助古典作家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手稿[9](pp.7-8),到新建立的几个学院为人文学科提供发展阵地[9](pp.24-33),“新学问”在两所大学缓慢而稳步地发展起来。克伦威尔的巡视指令无疑为方兴未艾的人文主义运动注入了强效剂。其时,不仅宗教法研习被废止,经院哲学家被摒弃,而且按照指令的要求,大学和学院以设立拉丁文和希腊文讲座的方式联合起来推进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人文学科的讲授和非中世纪式的纯《圣经》文本的研习方式。皇家巡视后不久,剑桥大学设立了希腊文讲座和希伯来文讲座,冈维尔学院、基督学院、女王学院和国王学院也分别设立了希腊文讲座,40年代初国王学院又增设了希伯来文讲座[1](p.253)。牛津大学的新学院、万灵学院、马格达莱恩学院、默顿学院和女王学院似乎也设立了希腊文或拉丁文或者是两者兼有的公共讲座[10](p.37)。显然,若无克伦威尔指令,这些新气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 当然,将大学纳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轨道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大学的抵触情绪,甚至反抗贯穿了整个都铎时期。但无论怎样,随着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和完善,国家管理和规范大学已是大势所趋,亨利八世开创的宗教改革正是这一进程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1] A. B. Cobban, The Medieval English Univwrsities: Oxford and Cambridge to c. 1500[M].Aldershot: Scolar Press, 1988. [2] J. McConica, ed,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nd, v.3, The Collegiate University[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3] 圣经·旧约·利末记:第20章,第21节[Z]. [4] D. R. Leader,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V. I. the University to 1546[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J. R. Tanner, Tudo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A. D. 1485-1603[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6] J. Sim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Tudor England[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7] C. Brooke,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V. 2, 1546-1750[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8] 戚国淦,陈曦文。撷英集--英国都铎史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9] M. Dowling, Humanism in the Age of Henry Ⅷ[M].London: Croom Helm, 1986. [10] W. A. Pantin, Oxford Life in Oxford Archives[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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