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盐务改革的严峻形势，使改革者们和政府的部分官员都认识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将1911年以来的分裂状况统一起来，进而壮大改革力量。在这方面，由于景学钤出色的组织才能，终于在1912年12月成立了“盐政讨论会”[12]，该会以讨论全国盐政之改革方针为宗旨，并注重普及盐政之常识；张謇、熊希龄分任正、副会长，首批会员有张弧、梁启超、徐国安、庄景仲、胡睿泰、胡光智、刘垣等40人，还创办《盐政杂志》。第一期杂志上有梁启超撰写的序言，呼吁盐政改革。讨论会还集合了一批关注和支持盐务改革的人士，各省相继成立“盐政讨论会”分支会，首批会员就有数千人。盐政讨论会成立的直接原因，当然是由于张謇、景学钤等人1912年秋的改革计划的挫折所致，尽管他们是由袁世凯亲自召到北京的，但他们遭到在临时议会中拥有多数的周学熙与国民党联盟的反对，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改革必定要损害多达数十万盐官和盐商的既得利益，反对的阻力是巨大的。因此必须使多数人明了盐务的利害，为改革争取更广泛的舆论支持。另一方面，其时袁世凯正向外国银行团商借巨款，列强一再要求把中国盐政像海关一样交由他们管理，中国改革者们把这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大威胁。内忧外患使得张謇等人的改革之心更为坚定。可以说，它的成立，是全国盐务改革者们联合起来的标志，他们以建立共同组织的成功方式证明了在特定领域国家政治所能获得的成功。这应是革命时期盐务改革的亮点之一。
    三
    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中央和地方的盐务改革，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但它既延续了清末盐务改革所开拓的思路，又为继之而来的由洋会办丁恩主持的1913-1918年全国盐务改革打下一定的基础，（注：关于1913-1918年盐务改革的情况，请参见拙作《论洋会办丁恩在民国初期的盐务改革》，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其所起的作用需要认真加以讨论。
    首先，盐务改革猛烈地冲击了旧的盐务体系，加速了旧体制的崩溃，使1911-1913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盐政”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前所述，中央盐政改革旋即失败，周学熙对盐务改革的敌意激怒了张謇和他的支持者，削弱了他们对政府改革的信心。实际上，张与周的分歧不仅是个人关系上的，也不限于盐务上，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团体对袁世凯的不同的支持。作为长芦盐务运使和滦州煤矿公司经理，周学熙与袁世凯联姻，是总统的亲信之一。另一方面，张謇是江苏地方议会主席，他代表着地方士绅阶层，正是这批人背离并推翻了旧的总督，于1912年成立了共和党，并成为该政党的核心。袁世凯失去这些人的支持是他最后彻底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盐务改革有如催化剂加速了他的失败。
    盐务问题也影响到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关系。为了否决张謇在临时议会上的改革提案，周需要当时在议会占多数的国民党的支持，并加入了与国民党的联盟。景学钤认为这纯粹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行为，“周氏入国民党，欲借党争，以破坏盐政之改革，于国民党内设立‘盐务研究会’，以维持现行制度，列为国民党政策之一。”[2]或许也可以认为，在与共和党的联合失败后，周的行动是渗透和稳住国民党计划的一部分，其时国民党某些领导人如黄兴也赞同这种联盟。周学熙试图利用这种联盟来反对盐务改革的企图遭到主持国民党党务的宋教仁的反驳。宋教仁指出：“引制万难存在。南通（张謇）计划，准淮商组织公司，余尚认为不彻底，照余主张，非自由贸易不可。南通此计划，系彼二十年苦功。又经全国改革家共同研究，并非共和党之计划。吾党对于共和党可以攻击；对于张南通可以攻击；万不可以此为武器。若意气用事，以此为党争，其结果无异于自杀，万勿被盐商利用，自损本党之信用与名誉。”[2]国民党得宋氏警告，遂不为周氏所利用。周学熙乃不提改革，只议盐官制度，任张謇的改革计划在临时参议院搁置数月。周一面又乘举借外债之机，在善后借款草约中，将引岸制度列入合同中，其目的即在“引票由洋员签字”一语。周学熙认为俟国会开幕，即使改革法案通过，而国际条约之效力，更胜于宪法。是以在签字之日，周氏大放厥词，称“改革派无论如何，在三十七年内，决无废引可能。”[2]因盐政改革所引起的宋教仁与周学熙的政见对立，由于两人在政界地位之举足轻重，也可视为国民党与袁氏政权之间的隔膜与猜疑，迨至宋教仁被暗杀一案发生，借款合同正式签字，参众两院议长通电宣布政府违法借款，最终导致国民党与袁世凯政府的决裂，有200余名国会中的国民党员加入了盐政讨论会。在这里“盐政”又一次扮演了分裂的角色。
    其次，辛亥革命时期中央政府试图彻底结束省自为政的盐法混乱状况，建立起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独立的国家盐政管理系统的种种努力，虽然成效甚微，但它标示了中国盐政走向现代化的起步，特别是改革中“就场征税”制与“就场专卖”制的提出及其实践活动，锋芒直刺弊窦丛生的专商引岸制，应视为最富创意的制度安排，与后续民国盐务改革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对推进中国盐务现代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再次，盐务改革激发了新观念。清雍正以来，政府不满任何公开政治团体的存在，只有在《经世文编》之类的文集中可以读到有关盐法的短论、杂议。辛亥革命打破了这些限制，盐政讨论会不是政府组织，却可以公开履行职责并通过发行刊物自由发表观点，盐务政策成为社会大众的热门话题，可以公开讨论，所谓“今则因《盐政杂志》，鼓吹之力，全国大半，皆知改革之要”。[13]这有助于扫除改革思想上的障碍。此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清末以来积极参与盐务改革的人员，不少在民国初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如张謇、景学钤、梁启超、熊希龄、张弧等都是民初力主盐务改革之士，他们特别是曾任国务总理、财政总长的熊希龄与曾任盐务署长、稽核所总办张弧二人在丁恩改革中作用显著，出力尤多。可以说，正是中国改革者们的努力，以及后来善后借款所造成的外国势力对征税的控制，这两方面因素几乎伴随辛亥革命同时发生，并有效地阻止了盐政旧体制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