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是国共两党风雨同舟、精诚合作的岁月，毛泽东在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敌后游击战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发展，并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国民党提出了不少极其宝贵的战略与战术建议，对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指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芦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要求蒋介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①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全民抗战的“豪言壮语”；“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②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
    但是，蒋介石心坎里仍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期待他们伸张正义，制裁侵略。然而大千世界，自古至今，讲仁义道德者唯有我中华民族。毛泽东劝告他：“在今天，希望九国公约签字国出来干涉，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有“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③“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的“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④
    8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抗战纲领，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其奉送蒋介石，并说：“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⑤
    蒋介石半信半疑，甚至异想天开地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⑥因而调集75万精锐部队在淞沪地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无奈苏联按兵不动。
    9月29日毛泽东向国民党敲响了警钟：广大民众至今还没有发动、组织、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⑦
    由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屡次建议，也“由于抗战本身的需要，由于广大民众参战的要求，国民党不能不相当开放救亡运动”。⑧
    1938年3月25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致信蒋介石，呼吁“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⑨大会据此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⑩并筹划成立国民参政会，沟通与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的联系。
    4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以比较满意的语气致信长江局：“今天全国政治总的方向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纲领的基本精神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这个方向上说来，我党十大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11）这说明蒋介石在理论上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毛泽东的全面抗战建议，余下的是如何改变国民党“决而不行”的积习，督促其实施。6月15日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案与办法，即《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供蒋介石集团参考。
    因此，部分民众“奋起抗战并逐渐组织起来了”。（12）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国民党既想依靠民众抗战，又害怕民众造反；国民党内顽固派甚至奉行“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13）的阴谋政策，特别担心共产党利用民众运动扩充势力，所以对民众抗战运动采取“统制”与“包办”政策。
    此外，由于落后的保甲制度的存在，国统区不但不可能象共产党一样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交租交息维护统一战线），而且土豪劣绅千方百计把各种抗日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严重地抑制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征兵时被迫一度推行捉兵法。这种用绳索捆绑而去的士兵，战斗力就可想而知。
    尽管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由于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腐败性，国民党正面战场不可能实现共产党所盼望的那种全面抗战，加上暂时的敌强我弱，军事失利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