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战争初期，日军“采用大范围外线的速决的战略进攻，沿铁路线长驱直入夺取大城市的作战方针，和迂回包围的战略战术”（14），利用中国土地广大的特点，回避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阵地设施。
    毛泽东认为，国军“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15），“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16），“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17）
    毛泽东善意地批评了蒋介石“单纯防御”的军事错误，建议把“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18），“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19）
    1937年9月25日，为了保卫太原，毛泽东“建议蒋（介石）阎（锡山）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彪）师全部配合，受朱（德）彭（德怀）指挥，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20），“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一支骑兵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21）
    1938年2月23日，毛泽东判断日军有夺取西安、武汉的企图，保西安必保潼关，守武汉必守武胜关，为此要求朱德向蒋介石转告如下战略建议：
    “战略计划第一部
    （1）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不是将全部兵力处于平汉以西黄河以南之内线所能胜任的，如此必至不能保卫潼关与西安，正和过去将全部兵力处于雁门关、娘子关内线不能保卫太原相同。
    （2）为保卫潼关，我们认为必须将兵力分为两部：
    第一部刘峙、宋哲元、商震、胡宗南、樊松甫诸军固守郑、洛、潼线、策应该线以北诸军之作战，反对敌人渡河。
    第二部黄河以北诸军包括阎、卫（立煌）及八路全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好的情况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南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在坏的情况下，即设想万一临汾不守，洛阳被占，我晋境诸军亦万不可过河，而应转入外线，反过来攻敌之背，截断敌之来路，并图歼敌，根本破坏敌攻潼关计划。在敌进占晋城、霍县、隰县三点时，我军即应以不少于半数之兵力转入三点之外翼（转入敌后）方能制敌。”（22）
    “战略计划第二部
    一、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首先须潼关确保在我手中，其次则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
    二、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有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这与在山西位置重兵同等重要，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既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23）
    “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24）
    从武汉会战的情况来分析，蒋介石集团认真考虑过毛泽东的建议。蒋介石在武胜关附近部署了重兵，“在武汉外围之九宫山、幕阜山、庐山、大别山等山岳地带，配置了纵深与强韧之兵力”（25），曾使日军遭受重创。
    3月23日，日军进犯台儿庄。25日毛泽东奉劝蒋介石“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以击破敌人前进部队，消耗敌人力量”（26）。蒋介石与李宗仁调集40万大军，采用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术，在台儿庄大破日军，取得国民党战场自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毛泽东关于运动战与外线作战的理论，不仅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战略防御阶段的抗战有巨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其相持阶段的战略指挥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与豫南、随枣、上高、鄂西、常德、湘西诸役，皆系采取此种有效之战术，以收重大之成果。”（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