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在18、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非常发达的，将之称为一场运动并不为过。那么，如何来解释这样一场运动的出现呢？笔者认为，国家职能在社会保障领域的缺位是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在18、19世纪英国兴起和迅猛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在中世纪的英国，既没有济贫法，也没有政府救济，所有社会下层都是主人的附庸。附庸对主人效忠，主人则要承担附庸的生活所需，保证他们的生存与安全。对于那些因意外、饥荒、畜疫或其他原因导致无生活来源而面临饥饿威胁的农民以及那些被地主残酷抛弃的年老体弱的附庸、多余的仆人或他们的子女的救济工作，则主要由教会负责。对老弱病残者进行施舍救助是教会日常事务的重要一部分。从教会保存的资料来看，从狄奥多尔（Theodore,602～690）大主教以来这种救济的事例就已很多。[14]（p130） 因此，在中世纪的英国社会中，贫困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问题，不需要国家对该问题进行干预，社会依靠它自身的运作能够自然化解偶尔出现的救济需求问题。
    但是，到17、18世纪，英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圈地运动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展开和工业革命的爆发，不单单在英国的经济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更在人类的活动范围、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人际关系等几乎所有领域引发了一场革命。传统的农耕社会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原有的封建领主与附庸之间的那种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遭到扫荡，家庭原有的保障能力由于人口大量流动引起的家庭“核心化”以及经济功能的丧失而遭到严重削弱，素有“中世纪福利国家”之称的教会[15]（p100） 的慈善活动也因解散修道院等运动而受到限制。传统的以家庭、教会、慈善活动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日益凸显和独立化的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挑战。原来由家庭、子女乃至封建领主等承担的对个人生老病死一类的保障义务，转变为社会责任，“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社会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并由国家来承担社会责任。”[16]（p312） 但此时的国家却还没有做好完全承担起这一任务的准备或在自由放任思想的支配下不愿意卷入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以国家的力量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分担人民的风险，减少他们的损失，为他们构筑一道保证基本生活与发展需求的“安全网”（safety net）。③
    然而，现实生活并没有因为新兴的民族国家还没有做好应对新的风险的准备就对被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无情地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大军有丝毫的怜悯与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中所面临的生存风险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失业、疾病、伤残、年老等像魔鬼一样时时伴随在他们身边，威胁着他们的生存。广大劳动者面临着比以往更多、更大的社会风险，对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有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需求，且这种需求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仍在不断增加。但令人痛心的是，现实中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供给不但没有相应的增加，其供给的主体范围与服务数量由于社会的变迁反而在不断缩小与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借鉴历史传统，④ 建立互助基金会，以风险共担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轻人生过程中因贫困、疾病、年老、死亡等原因带来的生存威胁。这就是友谊会等互助组织兴起的根本原因。
    尽管18、19世纪英国的友谊会种类很多，规模大小不一，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地方性的，各机构章程的内容、管理形式和保险项目等方面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⑤ 但它们的根本组织目的和宗旨却是共同的，即“遭遇不幸时互相支援，共同娱乐，互相教育”[17]（p57）。其中，互助、解困是一般友谊会的首要共同特征，向会员提供某种形式的补助金是协会资金支出中最有意义的一项。
    一般情况下，友谊会会员在定期交纳一定数量互助金性质的会费后，在遇到失业、疾病、年老或贫困时即可向协会申请领取一定数量的津贴；会员如果死亡，协会除负责为其办理丧事外，其家属还可得到一份津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散见于各种文献的有关记载得到证明。例如，1719年，纽卡斯尔的鞋匠每6个星期捐赠1先令作为疾病基金，并各捐6便士作为一位弟兄的丧葬费；[5]（p370） “鉴于每个人每月向参股交纳8便士，只要任何一位成员因病或遭不幸而被困于家中， 他都有权一周得到7先令。在任何时候，当他无法从事其通常的工作，他都可以得到一周3先令6便士的所谓‘生活费’（Walking pay）。在入会10年以后，在年老或意外事故而使之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他同样有权利每周得到2先令6便士。除了上述的内容，在他们的大多数规章中对于葬礼都规定有十分奢侈的补贴额。从储蓄中支付成员本人的葬礼费有时会高达5英镑10先令，对于成员的妻子则是40先令……”[7]（p353） 1847年的一个典型的伦敦社团是完全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没有一个人在20岁以下。会费每月3先令。补助金是疾病补助费每周10先令，养老金5先令，丧葬费7英镑，妻子丧葬费4英镑。[5]（p722） 1891年，各类友谊会的基金总数已经达到2270万英镑，1909年更增至4820万英镑。津贴标准因会而异，或逐月支付，或一次性支付。如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会员在生病后的前12个月每周津贴为9先令，以后每周为4先令6便士；会员去世时，一次性支付9英镑；会员妻子去世，一次支付4英镑10先令。[18]（p142）
    友谊会这种工人互助福利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在保障工人年老、疾病、伤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巴顿在其著作《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中分析道：英国17、18世纪所兴起的友谊会承担了大量的体弱年老者和寡妇、孤儿的补助和帮助。[18] 友谊会的救助活动“使很多卑微的生命得到了鼓舞，在社会保障方面做了脚踏实地的工作，为它们的会员减轻了对于疾病、分娩、丧失工作能力和年老的担心，也为他们的子女减轻了一笔像样的丧葬所必需的开支”[5]（P374），因此，它吸引了大批的工人参加。这是友谊会在18、19 世纪的英国获得巨大发展的自身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