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诸如意大利黑手党、中国青帮、英国友谊会等组织，兴起于人们的互助与共济谋生理念，这是为学界所公认的。它们在形成之初具有明显的对本团体成员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功能：保护成员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成员间的互助互惠。但为什么前二者后来发展成为社会的毒瘤，而后者却变成福利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最后安静地消解了呢？追根究底，原因在于国家对它们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与政策措施。意大利政府对黑手党的放任自流⑦ 和中国清政府对青帮的摧毁镇压⑧，是导致它们最终自我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并同主流社会相对抗的根本原因；英国政府对待友谊会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它不但认识到友谊会的重要社会保障作用，且还给予其合法地位，对它采取一种规范、扶持、利用的政策，最终成功地将其纳入福利国家体系之内，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其变为一支反社会力量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对于民间出现的各类自发组织的处理，切不可一见其出现即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将其打死。有关当局应当予以认真研究，区别对待。切不可重蹈意大利和晚清政府的覆辙，为渊驱鱼，为林驱鸟，人为地制造出异质于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力量和秘密社会组织。
    收稿日期：2004-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由放任与适度干预”（04CSS003）。
    注释：
    ① 除友谊会外，工会在组织工人运动、争取工人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集体福利事业。在1895～1904年的10年间，英国100个工会的总支出为1606万英镑，其中就有86％的支出被用于工会的各项福利开支。工会为会员提供的福利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比较齐全，包括失业津贴、疾病津贴、工伤津贴、丧葬津贴、养老津贴以及罢工津贴等。1912年，英国工会用于罢工方面的补贴约占总支出的36％，用于失业方面的津贴约占27％，用于疾病和工伤方面的津贴约占18％，用于养老方面的津贴约占14％，用于丧葬方面的津贴约占10％。（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14～615页）
    ② 消费合作社也是工人的一种福利组织，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co-operative movement）的产物。它一般不涉及对成员的救济问题，但其成员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工资外的福利。主要组织形式一般如下：一些人合伙以批发价购买成批的消费品，然后零售给其成员，从而使他们不受中间商的盘剥；或是以参股的形式融资购买，将利润分给协会成员。20年代末合作社的数量开始迅速上升，进入30年代后这种组织约有300个，后来在数量上还有进一步的增加，约有四五百个。（徐滨：《英国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形成与演变》，硕士学位论文（未刊），天津师范大学档案馆，2000年，第41～42页；丁建定：《从济贫到社会保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45页）
    ③ 虽然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英国已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在1601年通过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建立起济贫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政治干预，但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是极其有限的：服务质量低劣，救济范围狭窄，大批急需社会救助的穷人得不到应有的救助。而且这种救助更多地带有惩戒、歧视、权宜和随意的性质，是一种惩戒性的救济。济贫救济的接受者不仅要遭受做苦役以及受到济贫院的奚落等惩罚和侮辱，而且还要以丧失个人尊严、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为代价。1834年新济贫法实施后，更加重了这种“惩贫”的色彩。济贫院被人们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很多贫民宁愿不要或少要国家救济，也不愿进入济贫院。再有，济贫法下的济贫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即它以救贫为主，而不是以预防贫困为主。面对随着工业社会发展而来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社会化的社会问题，单单以救济为主的济贫法制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广大劳动者阶层游离于济贫体系的涵盖之外。
    ④ 如在有记载的11世纪，就有自由侍从行会所属的剑桥自由侍从分会约定的相互参加葬礼、困难时互相帮助的行会规则。（B.Thorpe,Diplomatarium Anglicum Aevi Saxonici,1865,p.605.转引自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1分册，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70页）
    ⑤ 如一些协会只以救济贫困、疾病者为目的，其他事项则不在其干涉范围之内；有的协会（如伦敦的一些木匠和细木匠协会）则只对火灾、劳动工具损失、丧葬等情况的当事人发给正规补助金，对于失业者，则要靠自愿资助。伦敦的帽匠团体不仅设有疾病、葬礼、失业救济金，而且据说还与国内其他城市的帽匠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支持其他非帽匠协会的罢工。协会能够出面就集体雇用、生产管理及工作时间等问题与雇主一方谈判，甚至向罢工工人提供经济支持。出于自身的利益，一些协会禁止未经做过学徒的人入会，并阻止雇主招收过多的学徒，甚至对某项特定工作的使用人数做出规定。如“在泰晤士河畔，在1825年新成立的……伦敦船匠节约会……在要求集体讲价和管理编组问题上曾经同雇主发生过严重的冲突，以致雇主（或某些雇主）拒绝雇佣它的会员。”（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1分册，第271页）由此可见，这些协会组织的活动已经超出了一般友谊会的职能范围和组织目的，具有某些现代工会的特点。但这并不代表当时友谊会活动的主流，其主流仍然仅是工人自愿建立起来、为自己的成员提供老、弱、病、伤多种津贴的自助、互助组织，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