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紧紧抓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特征，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对于最终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成功后，怎样搞社会主义？如同革命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一样，建设也不能仿效前苏联和东欧的作法，而仍然要按中国的特点走自己的路，这就同样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此，周恩来对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又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从而为我们党探索和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铺了石、奠了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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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时期，周恩来充分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是“破烂摊子”为党制定正确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在建国前夕，随着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周恩来在逐步把建设的任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的同时，就阐明了建设任务的艰巨性。1949年4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①7月，他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发表《恢复生产，建设中国》的讲话，提出“我们要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帝国主义封锁作斗争，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接收的生产机构这么大，这么多，要把生产恢复起来，要把经济调整好，是个艰巨的任务。”②建国后，周恩来在《建设与团结》的讲话中对国情讲得更贴切。他说：“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③总之，“中国太落后”，“破烂摊子”，这是我们建国伊始的基本国情，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不协调，加上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过去，城市工厂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建国后条件完全变了，应该依靠自己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了，但经济结构还是原样的，是畸形的，不合理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困难。
    第二，我们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冗员很多。原来敌伪的一套人员再加上国民党的人员组成官僚主义的管理机构，人力浪费，开支庞大。这也给我们添了很大的负担。
    第三，原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的极大破产，无法给城市提供原料。
    第四，从指标体系上看，经济落后，先进工业比重小。1949年机器工业占17%，其它工场手工业占7%，个体手工业占6.8%，农副业占68.8%。先进工业比重不大，产值产量也很低。以钢的产量为例，战前最高为90万吨，到1949年只有几万吨，其他机器工业也很落后，更说不上电子工业。以农业看，比重不小，但产量产值很低。农业战前粮食最高年产2800亿斤，到1949年为2200亿斤。
    这样一个“破烂摊子”，这样的国情，首先就决定了我们建国后的生产，“目的为发展，但第一步是恢复”，不可能有大的发展。④在周恩来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1949年建国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得较好。官僚资本被没收，加上解放区原有的一些企业，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力量，使我们搞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工业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占一定的比重，他们对国计民生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但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在民主改革后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很高。在这种新情况下，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周恩来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着眼，正确阐述了贯彻这条总路线的有利条件。同时，他又指出：“但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均衡发展，并在新性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⑤这是周恩来对建国后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因为“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⑥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周恩来提出，要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其次，只能通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在这样一个“破烂摊子”上怎样走向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是过渡阶段。即在共产党领导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经济上要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里，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排除资产阶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是统一战线的一员，这是一个矛盾。因此，在过渡时期，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曾有一种舆论，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可以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革命成功后，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对象，应予消灭。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对的。周恩来则全面考察和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全部历史，认为“中国的民族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⑧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我们的朋友，还有积极性可以发挥。“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当然，“同资产阶级有团结还要有斗争，但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而今天的团结又是为了明天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个引导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即用改造的形式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周恩来还对改造的含义进行了具体的阐发：“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在文化上，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逐步地改造他们的思想，以至改造他们的家庭。改造的结果，就会使他们走上《共同纲领》规定的轨道。”⑨对此，周恩来还有一句生动的概括：“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⑩这就是有中国特色和平转变的道路──“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此外，他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都提出了“逐步改造”、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不能急躁”等要求。显而易见，这是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在我国三大改造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三大改造在开始阶段进展得比较顺利和健康。
    令人遗憾的是，党内的急燥情绪在1955年批评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思想之后，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思潮。于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步骤加快了。原来设想，这个改造从低级到高级，形式是多样的，时间也较长。但到1956年春，一下子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迅速地全部进入到高级形式，“完成”了三大改造，给后来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对这种“过急”、“过快”的做法，周恩来虽进行过一些批评、抵制，但由于他自己已受到急躁冒进思潮的错误批评，因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能在改造“完成”之后，尽力地去做些补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