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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反复强调积极稳妥、综合平衡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还在1954年9月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已经讲到“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我国原有的工业究竟是非常落后、零碎的、不平衡的”。1955后11月，他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说：中国现在很落后，……要发展经济，要工业化，相信有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基本实现工业化。党的八大以后，新中国的历史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在众多的报告、讲话中，反复阐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各地是很不平衡的”。（11）
    首先，从农业上看，我们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人口众多还有一困难，人多消费需要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从50年代后半期，我国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在，增长量却并不大。
    其次，从工业上看，“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12）
    再次，在科学文化方面，我们的力量“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低得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13）
    此外，我国各民族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要想趋向平衡，就要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讲发展。
    周恩来对我国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基本国情的上述分析，反复强调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点和困难所在，但决不是松懈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是要大家认识困难，摆脱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因为“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这样。”“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14）因此，周恩来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必须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较均衡地发展。”（15）
    不幸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思想曾反复出现。周恩来同这种思潮作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屡遭挫折。
    1935年是“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劲头很足。于是，在一些部门和地方出现了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了国家重点建设，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上的浪费。1955年下半年，党中央构想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准备召开党的八大。8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1956年初，又形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到1967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万亿斤。毛泽东以此为推动力，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中央成为“社会促进会”。此后，有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急于求成，企图把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在三五年，甚至一二年内完成。于是，在工作上凡认为某些项目重要，便不经过调查研究，不论证可行与否，就盲目发展起来，造成很大的浪费，在这股“反右倾”、“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声浪中，周恩来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他指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16）他不仅在战略上、总体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针对计划会议和财经会议出现的冒进倾向进行了纠正。比如，1956年2月他曾和李富春、李先念等一起，对高指标做了“压一压”的工作。把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0亿元。后来竟被错误地批评为“二月促退会议”。这年5月，在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尖锐地指出，“反右倾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6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预算，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这样，党中央才作出了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的决定，明确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此后的反冒进，其进程虽也曲折，但毕竟是有成效的。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即是佐证。
    然而，毛泽东对反冒进很不满意。他认为“劲可鼓不可泄”，反冒进是个“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他甚至指责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不是一个指头有病”，“应该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是促进的”。对周恩来的责难，到1958年南宁会议达到高潮。于是，八大的决议，二五计划，都被推翻了。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要从1957年年产535万吨，跃进到1958年的1070万吨，一年翻一番。霎时间，浮夸风、“共产风”甚嚣尘上，其恶果是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人民吃不上饭。
    由于背离了基本国情，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惩罚，周恩来又不得不花极大的气力进行经济调整，到1965年国民经济才开始恢复兴旺的势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了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正确。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对国情的认识充分和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