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碰撞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谈到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文明碰撞时有一段名言，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反而是他们“消灭了印度文明”②。这段话总的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但说到英国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实际情况远比马克思讲的要复杂。英国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较之印度的以畜力为代表的生产力和自然经济先进，后者在英国商品进军和投资浪潮中逐渐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英国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英国的政治体制都较印度封建的体制和思想先进，从近代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倾慕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民主政体，追求在印度采用、实行、推广，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奠基于自然经济之上，当自然经济的根基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动摇后，当职业多样化和人口大量流向城市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后，种姓制度受到冲击，日益被削弱，这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但当问题涉及思想、文化、宗教层面，情况就复杂得多。印度是一个宗教意识强烈、文化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印度教以其历史的悠久、曾有过的辉煌和宗教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上打下了极深刻的烙印，是他们的精神动力源泉，也是他们的骄傲、自信的所在。英国统治者自以为基督教较印度教先进，决定在印度设置大主教区，通过大力传教，使印度基督教化。他们满以为印度教徒会闻风响应，蜂拥皈依。然而出乎其意料，遇到的却是印度教徒的顽强抗拒。印度教先进知识分子指出，印度教虽有自己的缺陷，但其宗教哲学中包括有丰富的积极的思想内容，直到近世仍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指导作用，而且对西方知识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思想宝藏印度人民十分珍视，怎么可能丢弃而都去接受一种陌生的新思想。至于宗教信仰，更不是能轻易改变的。不同信仰是在不同土壤上成长壮大的，东西方的宗教只有神学体系的不同，宗教习俗的不同，并没有宗教本身的优劣之分。何况在广大印度教徒看来，政府大力鼓励传播基督教意味着要把对印度人民的压迫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要从文化心理上铲除印度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这当然是他们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尽管多方宣传，印度教徒改崇基督教者为数寥寥。改宗者的情况也多种多样：有少数受西方教育产生了新看法的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改宗，一些印度教贱民和低级种姓是为摆脱印度教的种姓压迫而改宗，东北地区一些部落首领是受到利诱或收买率整个部落改宗。他们虽然信仰了新宗教，但多数人并未完全断绝原来受到的印度教影响，而是把新旧因素融合在一起。绝大多数印度教徒对基督教的抗拒坚决而强烈，认为英国统治者是印度教的亵渎者，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原因配合下，不惜以大起义来反抗亵渎者。英国统治者出于无奈只好放弃把印度基督教化的打算，承认现状，致使基督教的传播始终被局限在少数人范围内。至于殖民者传播的西方世俗价值观念和艺术观，其进步的内容被印度知识分子吸收，有些内容因与印度教宗教观念不符被排斥。至于个人至上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则遭到甘地的断然拒绝。结果，在思想、文化、宗教领域，印度虽然有变革，但传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下来。作为先进文明代表者的英国统治者尽管竭尽全力要“消灭”印度文明，但是只能起到冲击、破坏和影响的作用，“消灭”印度文明是不可能做到的。马克思所说的先进征服者会消灭落后文明的规律在运用中需要区别对象，具体分析。
        三、关于印度先进分子顺应潮流的自我改变
        英国统治者满以为通过实行西方教育，可以把印度一代代年轻人塑造成数典忘祖、崇拜西方一切的洋奴。然而，他们的这个目的只能说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达到了。和他们的设想相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却促进了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反思。对比西方先进思想，他们看到了印度的落后，并认识到印度教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神学思想的僵化是造成印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殖民统治的沉重压力，有远见的思想家率先变革观念，摈弃夜郎自大和故步自封的守旧态度，勇敢地站起来暴露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弊端，倡导改革，并大力开展宣传，振聋发聩，唤起民魂。他们迈出这勇敢的第一步时曾遇到极大的阻力，但并未退却。正是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开创了印度人发愤图强，学习先进，把自身改革与摆脱落后、摆脱殖民压迫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
        兰姆·莫罕·罗易是印度改革的先驱。到了20世纪，倡导印度自我完善并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旗手是圣雄甘地。正是甘地的谆谆教导和身体力行，让全民都认识到印度人自己和印度社会存在的弊端，唤醒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到提高思想境界，改革社会弊端，增强社会和睦的自身建设活动中来，把它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和强有力的精神支柱。甘地在改变印度人的精神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正像后来尼赫鲁常常说的，正是甘地使印度人民昂起了头，丢掉了恐惧，敢于与压迫者和自身的弊端斗争，满怀信心地追逐光明，为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我国学术界以往在研究印度近代史时，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对民族运动先驱们总是过于苛求，用挑剔的眼光去发现他们的不足，对其在当时的艰难环境下每迈出一步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缺乏认识。今天看来，这就像是用成年人的尺度来要求正在不屈不挠地学习走路的幼儿，责难他们步伐不够健壮。这样评价民族运动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先驱实在是不公允的。没有他们迈出稚嫩的第一步，何来日后的国家的独立和光辉灿烂！
        四、关于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和独特的斗争道路
        人们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印度与中国国情相近，很早就成立了印度共产党，为什么民族运动的领导权会被国大党牢牢地掌握？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前提就错了，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国大党手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和中国国情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很大不同的一面。印度是英国这个当时世界经济最发展、政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的殖民地，英国的殖民剥削19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工业资本剥削阶段，80-90年代后更进入金融资本剥削阶段，这就在印度较早地造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民族资本的力量在工业企业领域达到了几乎可以与英国资本分庭抗礼的程度。民族资本的发展一直受到殖民政权和英国资本家的联合排斥和打压，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一直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之一。国大党虽是各个阶层的大联盟，其政治方向是谋求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它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国大党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甘地领导时已发展成遍及全国的组织网络，有最广大的贫苦农民和工人参加，这使党不能不承诺考虑下层群众的利益。国大党内有以尼赫鲁和国大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翼，他们适应下层群众的强烈要求，不断推动国大党前进，提出越来越激进的经济纲领，这就使国大党对下层群众的吸引力不断得到巩固和增强。具备了这些条件，有哪个党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它的领导地位？国大党掌握领导权不是偶然的，是由印度的国情、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特点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