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接受这样的观点，即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继任国家”（'successor states'）出现了--雷诺茨（Reynolds, 1997:132）[43]走得更远，认为在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多数地区是被一种可以适度地被称之为国家的政治机构治理的--假定中世纪欧洲可以按照沃尔兹和布尔提出的国际无政府体系来进行描述，依然是不正确的。他们关于无论何时采取重大行动，战略决策制定者们都要把所有行为体的预期反映考虑在内的概念（notion），并不是一种貌似有理的设想（a plausible scenario）。例如，现在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我们与现代国家体系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思考，对于中世纪的世界来说，是陌生的。就像霍尼格（Honig, 2001:113）[44]在关于中世纪战争的一次讨论中所指出的，中世纪的战争的确不能满足“优良战略的基准”。19世纪战略家把这种战略缺失归结于政治发育不全。但霍尼格坚持认为，进行决定性战争的失败主要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精神状态（mindset）的结果。当时存在着一种对一个全能与无所不知的上帝毋容质疑的信仰，所以必然要流血的战斗--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条件下是一种罪孽的行为--不是“简单的力量的检验，而是上帝宠爱和正义的检验”（Honig, 2001,121）。[44]因此，由于这些敬神的衍生结果，战争很少采取对阵战的形式；当对阵战发生时，它们成了高度仪式化的场合。然而战争是中世纪世界持续不断的特征，但代替对阵战的是战争采取了持续不断的劫掠的形式，以获取可以用来给予战争领袖的支持者们的日用品，目的是维持他们的忠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战争并不是与均势联系在一起和繁殖无政府国际体系的机制。它必须被想象成一种社会秩序的根源。
    对比起来，可以认为基督教帮助形成了一种共同文化的基础，它为一种世界社会和一种国际社会的礼俗社会形式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所以，无论怎样刻画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共同的利益、制度、规则和价值观流行于整个中世纪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十字军东征的参考文献中找到例证。
    这是一个欧洲范围的制度，而且十字军战士有一个防卫基督教世界或基督教共和国（respublica christiana），反对其敌人的清楚的战略目标。十字军直接反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穆斯林的传统形象过于严谨了。现在普遍认为十字军在许多战场作战--伊比利亚半岛，波罗地海地区，东欧，北非和西欧内部。所以除了穆斯林以外，基督教界的敌人包括蒙古人、波罗的海东岸的异教徒、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和俄罗斯人、异教徒和罗马教皇职位的内部反对派。里雷·史密斯（Riley-Smith, 2001:128）[45]进一步认为十字军延续了很长时间，从11到16世纪。已经有人指出，十字军经常受到批判，因为人力和金钱被用到了错误的战场中去了。所以里雷·史密斯（Riley-Smith, 2001,132）[45]得出结论说：“不同场景之间的竞争表现出这样一个概念，即一个对任何角落出现的威胁都能做出反应的单一的基督教世界是存在的。同样，十字军也证明欧洲的共同利益是存在的，中世纪欧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国际社会。但这个开放的国际社会是在一个接受其他国际体系／社会的宽阔的国际环境中运行的。
    越来越自治的政治单位的出现，使中世纪时代归于结束。但相当多的注意力现在被用于这样的事实：在刚开始的时候，现代国家并不是当时出现的惟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位。在北欧，以汉萨闻名的城市同盟变成这一地区的主导单位，而在南欧，意大利城邦非常引人注目。多种帝国也幸存到现代，尽管它们变得越来越像现代国家。在中欧，直到在19世纪被新的德意志国家取代之前，神圣罗马帝国保留了许多中世纪政治组织的特征。但从长时间的角度看，正如斯普鲁伊特（Spruyt, 1994a, 1994b）[46][47]所解释的，在欧洲国际经济体系中，民族国家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经济单位。与此相反，蒂利（Tilly, 1990）[48]则认为在全球舞台上，现代国家作为主导单位展现出来，主要是因为它们比其竞争者在从事战争方面更为成功。当然，在实践中，军事和经济实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Kennedy, 1989）。[8]中世纪欧洲国际社会的要素在这一政治转换中幸存下来，但这些强大的现代国家出现的一个未曾计划的结果，是就像布尔（Bull, 1977）[28]和沃尔兹（Waltz, 1979）[6]所刻画的无政府欧洲国际体系的成型。现代欧洲国家是高度竞争性的，具有非常的安全意识，它们紧密地监视着彼此的行动。虽然这些要素在以前的国家体系中就已经存在了，但现代欧洲国家证明比那些长期存在过的类型的政治单位更富有效率和活力。结果是，它们最终开始不仅彼此构成威胁，而且还对世界其他部分国际社会的行为体构成威胁。
    全球性国际社会／体系的出现
    从长期存在的欧洲国际社会／体系的欧洲中心论的阐释以及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中逃离出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多数允许我们发展奥努马（Onuma, 2000）[20]所谓的“文明间视角”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被制造出来。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里，有一个对非欧洲社会和文明的“成长着的欣赏”（growing appreciation）（Goffman 2002:xiii）。[49]结果是，格夫曼注意到我们现在正获得使用不同文明成员观点的权利，而不是依赖于经常仇视外部观察者的观点。例如只是在最近几年欧洲人才了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是如何对1793年英国人的第一次官方接触做出反应的。佩尔菲特（Peyrefitte, 1993）[50]依据中国文献对这次会见提供了解释，而这些文献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以前是不可用的。19世纪以前欧洲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是非常有限的。与此相反，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则更加丰富、复杂和长期存在。但是，就像格夫曼（Goffman, 2002,4-5）[49]所论证的，理解这种关系受到创造欧洲中心主义神话（'Eurocentric mythologising'）的不利影响和“几乎不能抵御的从巴黎和伦敦‘向下’看世界的诱惑”，所以“奥斯曼帝国就加入到‘他者’的行列中去了--奇异、无法解释、一成不变，并且依据欧洲统治权威的权力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