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今年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中国人民在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为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略作一些说明，以就教于各国史学家①。
        一
        日本是法西斯集团中的第二号强国，早在1931年就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是最早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在意大利和德国相继败亡之后，日本仍负隅顽抗，又是最后一个投降的法西斯国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很大，它不仅要吞并中国，而且要称霸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36年8月7日，在广田内阁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日本的“根本国策”被定为“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②。但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止，中国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③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大陆，进而征服世界的狂妄企图。
        中日战端初启时，日本统治者普遍认为只消“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说，事变能在一个月左右解决④。陆军省的头子们和几乎所有的幕僚都把中国看做“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⑤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推动，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已经初步形成了并正在加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的对手不是有如一盘散沙的中国，而是由四亿多人民组成的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在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役中，中国军民英勇抗敌，日本不得不一再增兵，参战兵力超过二十万，伤亡四万多人⑥。八路军在9月的平型关战役中，歼灭日本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这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聂荣臻指出：“平型关大捷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希望之所在。”⑦到1937年底，日本一共向中国战场派遣了十六个师团，约六十余万人，相当陆军总兵力二十四个师团、九十五万人的2／3⑧。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首相近卫于1938年1月16日狂妄地声明：“帝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在3月23日至4月6日的台儿庄战役中， 日军遭到重创，死伤达两万人以上。矶谷师团的大部分和板垣师团的一部分被歼灭⑨。秋季，日本妄图一下子结束战争，又发动了武汉和广州战役。在汉口作战中，日军投入兵力近三十八万人，这是在整个中日战争中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⑩。值得注意的是：还在武汉战役进行期间，日参谋本部次长竟向军令部次长表示，即使攻占了汉口、广东，中国也不会屈服。“如果我们只是被无益地拖到内地去，那么对日本非常不利。如果再看看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已经出现了非常的反战思想，这样将渐渐陷入困难状态。”他的结论是：“一定要迅速实现和平”（11）。总之，到武汉、广州两个战役结束时，日本投入中国的兵力已达二十四个师团，一百万人以上，国内仅剩下一个师团（近卫师团），可谓倾巢而出了（12）。此后，日军再无力继续发动攻势，不得不转入所谓“政略进攻--战略持久战时期”。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是“诱鱼上钩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13）。但它同时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迅速征服中国的企图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日本攻陷武汉和广州后，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而将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解放区战场。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立即挺进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一共在华北创建了六个大块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创建了四块抗日根据地。1938年，解放区战场抗击了日本在华兵力的58.8％；1939年，达到62％（14）。在华北战场上，战斗异常艰苦而频繁。仅抗战第二、第三周年，日寇在华北举行千人以上的“扫荡”有109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左右。其中一万人到二万人的大“扫荡”七次，三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两次，还有一次六万人以上的特大“扫荡”（15）。迄今为止，外国史学家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中对抗日游击战争的作用一般都估计得很不够，甚至略而不谈，但日本军阀却十分重视。早在1938年9月，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就对前来视察的侍从武官说，在日本占领区内，游击活动“十分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不祥事件不断发生。恢复治安的地区实际上只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千米之内”（16）。1939年12月1至2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在情报主任会议上惊呼：“华北治安之癌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以地方武装为中心的以政治和民众为基础的抗战组织，以共产党军队为背景的民众的抗战组织，正在日益加强和扩大其秘密地下活动……在现阶段，肃整治安的根本意义是打破上面所说的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之上的抗战组织”（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