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矛盾日益突出起来，主要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尽管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并号召全党要有一定的警惕，但毕竟只是抽象的认识。建国伊始，私人投机资本对物价和市场的猖狂破坏，不法资本家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盗骗国家资财等种种活动，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无度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和竭力摆脱国家限制的欲望暴露无遗。在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政府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斗争时伏时起，对国家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农村土改后，贫富两级分化、雇佣劳动、债务剥削、土地买卖、租佃和典当，均有了相当的发展，个体农民自发发展着资本主义。
    这样，在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的情况下，一些新的问题必须回答：
    一是依靠谁来实现国家工业化？很明显，只能主要依靠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不可能依靠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弱小，而且主要是商业和金融资本，很少工业资本；民族工业资本中又主要投资于轻纺工业，很少重工业；私营工厂企业，雇工不到10人的占69.7%，工场手工业占79.1%。而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解放前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成为国营资产（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全国银行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这是现有基础工业的主体，工业化的任务只能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来承担。但资本主义已同国营经济联系在一起，利用、限制还得加改造，以利于工业化的进展。
    二是在资金物资短缺而需求紧迫的情况下，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适应？也很明显，当时由国营经济和国家行政力量支持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高度统一，很自然地逐步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统一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这种一定程度的统一和计划性，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始终是必要的。
    三是中国的个体农民经济怎样才能适应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迅速增长的需要？根据当时对23个省的调查，土改后贫农平均每户共有耕畜0.47头、犁0.41部、小车0.7部，他们每年可拿出购买生产工具的资金，每户平均仅有3.5元。这种分散、脆弱的个体经济，维持生产尚不易，扩大生产更困难。特别是1953年春出现的全国粮食紧张，全年销售量陡然猛增，比上年增31%，绝大部分是供应了因大规模建设而迅速增加的工业用粮和新增城镇人口用粮。不得已，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缓解农业同工业的矛盾，保证工业化和人民生活的必需。但统购统销本身并不能解决农业增产问题。要增产靠什么？农业机械化是以工业化的实现为前提的，而问题恰恰又是工业化的需要而引起的。因此，合作化就成了比较合适的选择，同时它确实比开荒、修水利都见效快。
    从以上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实际出发，中央决策层的认识，很自然地向前发展了：没收官僚资本，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同时就是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开端；对待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将它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实际就是初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就是初步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虽然开始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的，但确实是为农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有了这些新的认识，得出以下结论也就不难了。
    1.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动，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仅是包含着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而且更是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增长的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是过渡时期。
    2.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农业合作化不能坐等工业化和机械化，相反它正是在现阶段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办法。
    3.采取社会主义改造行动，将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是为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财力、物力、人力保证的必要行动。
    4.建国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就，积累的新鲜经验，也已经为提出或明确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他不会被理论的条条所束缚，无论这些条条是别人创造的，还是他自己创造的，只要实践发展了，他的认识也发展，并总能比别人看得更深刻。因此，客观实际使他感到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就是中国实现百年梦想，富强国家的最佳选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已证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国家工业化的建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五”期间，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连续五年大幅度增长，1957年为1952年的247.2%。当时工业化所需资金主要是靠农业积累的。从1953-1957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约占50%左右；农副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约占50%左右，在出口总额中约占75%左右，农民每年不仅把自己净收入的约7%作为农业税上交国家，而且由于工农产品之间的差价，农民又把相当于自己净收入的约5%奉献给国家积累，两项合计为12%。而“一五”期间，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重仅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1%，加上救灾中救济农民的经费，推广优良的品种和新式农具、改良农业技术的经费，全部合计约等于农民交纳税款的1/3。农民在为国家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农业生产仍保持了上升的趋势，1957年比1952年的农业总产值增长24.8%，既保证了国家增加资金积累的数量又保证了国内市场的基本稳定，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人均收入增长17.1%（注：林蕴晖主编：《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在我国工业化的初创阶段，如果不是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和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至于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大国中比较顺利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最初基础的事实，已是人所共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