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根源于历史局限性的认识局限，却是难以跨越的
    正确的决策无疑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但人的社会实践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认识就无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只能在历史所能提供的条件下，在反复实践中去寻求。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一表述出自关于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也是典型地反映认识偏差的一句话。
    “实质”两个字说明，“并举战略”的侧重点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一体两翼”重点不是“主体”而是“两翼”，客观上就是强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淡化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毛泽东讲得更明白：“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这方面？他在1953年10月15日的谈话中，就大城市蔬菜供应、粮食和棉花供求都存在极大矛盾，供不应求问题，指出：“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为集体所有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注：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页。）。”这就将“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到30%（注：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5页。）”的认识升华了，把变革生产关系的作用夸大到不受限制的程度，成为决策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这就不能不在后来贯彻总路线的实践中，对党内出现的不同意见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进程，发生重大影响。
    “唯一”两个字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一切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就这个目标而言，“先后战略”和“并举战略”并无区别。即使是先工业化后合作化，也是想达到这个结果的。因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看到的社会主义就是如此，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认识偏差也是包括在总路线之中的。但是，就实现目标的过程而言，“并举战略”失去了一个从容的时间，也就失去了在现实中有可能纠正认识偏差的条件。而且，由于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反而推动着决策者以更坚定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唯一”性。以致于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总结中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注：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4页。）。”
    “实质”和“唯一”反映了两个偏差：一个是对变革生产关系作用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盲目性。这两个偏差也可以说是“并举战略”理论上的缺陷。但是，理论上的缺陷表现为实践中的失误不一定是同步的。这两个认识偏差虽然孕育了求纯、求快的“左”的倾向，但对过渡时期而言，还不能说构成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偏转。正因为如此，才能在实施中取得辉煌的胜利。同时，又正是巨大的成就反过来掩盖了这种缺陷。以致于毛泽东1959-1960年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注：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6页。）。”无条件地认为要发展生产力都要先改变生产关系，把特定或具备条件下可以做到的，当作普遍性。这就是认识偏差扩大的表现。连同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偏差，以及受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影响，就使我们党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长期陷入“左”倾错误之中，从而使我国失去了50-70年代发展经济的良机。这就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以致于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一论断的重要含义。
    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才会有更多的理解。
    将中国革命放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去审视就会发现，建国初期，我们只不过处在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开端处。历史展现在面前的是：
    --继苏联、东欧之后，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断。同时也产生了与经典理论的反差：社会主义国家内不存在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也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并给予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以积极支援的条件。而是已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处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严重包围之中。
    --苏联实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创造了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奇迹。正是依靠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基础，又赢得了打败法西斯的伟大胜利，表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赢得了声望。这种模式对所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国际环境中，作为长期受尽帝国主义屈辱，比俄国还要落后，而今获得了独立，并打开了实现百年梦想大门的中国，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符合实际的主观能动性，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快一些，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认识只能源于两方面：一是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二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特别是苏联过渡时期的经验。
    对于前者，虽然我们开展建设的时间很短，经验也还不丰富，但毕竟有自己的体验。短短几年，我们依靠在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千百万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的胜利，在建设中也取得了空前的进展，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超过了旧中国最高年份。这证明，在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国家资金紧张，而人力资源又相对富裕的情况下，在建设的某些领域，采用群众动员的形式，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通过短期突击完成某些特定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但是，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也将我们的认识引向把已有成功经验绝对化的误区。总以为，既然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了一个新中国，那么依靠群众这股革命激情，也一定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难题。
    对于后者，应该说，我们党是相当重视并做了充分研究的。毛泽东曾说过，中央委员会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注：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在1953年6、7月间，为中央政治局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还专门印发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按毛泽东同志意见摘编的《列宁、斯大林论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论苏联工业发展的基本路线，联共党史关于价格政策问题和农业集体化政策问题的材料》；一个是李立三整理的《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及他写的体会（注：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第226页。）。足见中央在讨论总路线时对这些理论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程度。但是，正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对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不能不受到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把列宁针对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期所讲的一些观点，当作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误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为了恢复面临枯竭的国民经济的一种暂时的、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而不是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理论、战略；误认为列宁的这些新论述并不改变以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经济为过渡时期的首要的直接目标。被我们认为是马列主义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正是这么说的。因此，我们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强调要实现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成分，想一步到位，达到求纯的社会主义目标。反映了我们对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是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的以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中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列宁晚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很明显，从那时的思想理论水平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能摆脱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这个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难以跨越的。
    今天，距离过渡时期总路线又过去了40余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比40年前清晰、深刻和准确得多了。我们当然不会拿今天的认识去构想40年前的蓝图，而是将过去发生的事情、前辈门的种种实践作为形成今天认识的一部分来认真对待。对于未来，今天获得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河中也许还只是开始。总结历史，就是为了把握现在。迄今为止的实践已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将目标明确，道路找到了。认识来之不易，更应加以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