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从1960年2月后，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争执，更多地发生在国际会场上。争论的焦点，也更多地转到裁军等关系到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上来了。在几乎所有这些争执当中，中国的意见都明显地处于少数的不利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深感有必要做更广泛的宣传和解释的工作，让各国党从上到下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观点。为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这包括通过外交、宣传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向外广泛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系统说明中共中央理论观点的文章，和抓住一些有利的场合主动进行解释说明工作。
    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会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已经注意到工联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在争取世界和平和裁军问题上过分强调了和平共处的作用。据此，刘宁一专门向参加会议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提出交涉，要求修改报告。他提出：“与资产阶级坐在一起，把他们美化，是骗自己也骗别人”。事实上，“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防止”。为了有助于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6月5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以邀请与会的20位外国工会共产党领导人吃饭的名义，试图向他们系统介绍中方的观点。这一尝试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由于受到以苏联代表格里申为首的多数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而未能进行下去。
    在中共中央做争取舆论的工作的同时，苏共中央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向东欧国家兄弟党领导人进行游说。由彭真率领的前往出席6月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刚到布加勒斯特就听说，赫鲁晓夫从1月起就开始做这些国家兄弟党的工作了。因此，他们到达布加勒斯特不久，很快就感到气氛不对头。会议刚开始，代表团就不得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经陷入苏方“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圈套”，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
    中国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按照惯例去祝贺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一是根据苏共中央的提议乘罗党大会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负责人与会期间，就原定在年内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考虑到《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已经发出多时，苏联党也于6月10、12日接连以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为名，发表文章影射批评中国党，中共中央特别委托代表团设法与苏共中央就双方的分歧在两党间进行一些讨论。因此，还在罗党大会之前，中共代表团就于6月17日先行抵达莫斯科，与苏共政治局委员科兹洛夫等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讨论。罗党大会进行过程中，代表团又在兄弟党开会前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谈。但两次长谈的结果，不是使双方更加接近，反而使双方更加隔阂。在与科兹洛夫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以及在兄弟党会议期间，苏方以及同苏方站在一起的东欧各国领导人，都特别对中共中央在世界工联理事会期间向不了解情况的各国工会领导人公开两党分歧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同时对中国方面利用外交、宣传以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越过有关各国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散发三篇文章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苏方甚至散发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译成各国文字的长达84页的通知书，除了严厉批评中方不负责任地散发自己的宣传材料以外，还针对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所提出的有关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系统地批评了中共中央的观点和政策。（注：参见Edward Crankshaw,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Peking,London,1963,p.99-103.）
    中共代表团对苏方刻意安排的这次“突然袭击”反应十分强烈。中共中央也敏感地意识到问题转趋严重。但此时，中国国内正忙于应付大跃进所造成的空前困难，格外需要苏联的援助，因此，多数领导人对保持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仍旧相当重视，对苏方的做法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代表团在坚持对赫鲁晓夫严正批评之后，“还要留在余地，拉他一把”。中共中央起草的代表团声明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一面仍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
    严格说来，布加勒斯特会议虽然第一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暴露了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并且也使中共中央意识到有组织地在兄弟党干部群众中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几篇文章，震动较大。但中共中央尚未估计到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中苏国家关系。中共代表团特别报告说，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后与中国代表团告别时，还主动表示：我们吵了一架，但还是在一个阵营里。应该说，两党关系不致出现较大变化。让中共中央深感意外的是，代表团刚刚回到北京不久，苏联方面就于7月4日和16日接连通知中共中央：停止在苏联出版发行中方俄文刊物《友好》周刊，同时撤回所有援华的苏联专家。撤退苏联专家，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科技、军工和外贸等方面的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毛泽东对苏联的做法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基于这样一种态度，很显然，也考虑到当时的严重困难，为讨论这一事态而召开的7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8月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没有试图作出格外激烈的反应。会议明确地把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这一表现，限定在两党关系的范围内，强调它仍属部分分歧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向县以上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现状的通知。在通知中，中共中央介绍了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分歧发展的历史，但仍旧强调说，我们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分歧的关键主要只是在于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世界2/3人口要不要革命、敢不敢胜利的问题，也关系到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1/3人口要不要不断革命、如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从整个中苏两党的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这种分歧的积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因素会日益增长。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的更坚固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