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之死地而后生”
    中苏冲突公开化，引起了与中苏两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的严重不安。8月上旬，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到中国会见中共领导人。他明确讲，他此行是劝和来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好的，但可以说基本上是好的。因为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我们的共同任务，需要加强团结。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赫鲁晓夫也并不使用国内对待右派的办法来对待他，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今年不灵，明年再讨论、再批评。明年不灵，后年再来。总会有结果。现在甚至还不到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地步。但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的做法显然充满了愤慨。他说，赫鲁晓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唯独不能同中国合作，说是因为意见不同。那么这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美、英、法以及同印度相同了，可以诚心合作了。对中国撤回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注：见《毛泽东与胡志明主席谈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由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步骤，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以及苏共的判断无疑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注意到理论上的争论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甚至可能进一步激化外，8月14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还明确主张要从最坏处着眼，准备苏联人在宣传上封锁、组织上分裂、政治上颠覆、军事上威胁，以及帝国主义利用它来挑起战争。（注：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0-341页。）在19日与从莫斯科回来的胡志明谈话中，周恩来特别谈到最近苏方派飞机沿边界侦察中国检查站、巡逻队，以及在新疆某地派边防部队包围放牧的中国少数民族牧民，捉去一公社副社长的情况。毛泽东当场就得出印象说：赫鲁晓夫主张全世界搞和缓，同美国的关系要和缓，但是他对中国却要搞点紧张。看来中苏边境上已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状态。不过，尽管毛泽东将赫鲁晓夫比之为中国的“右派”，甚至断言他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对苏共和苏联的总体认识并没有根本改变。周恩来在8月14日回答一些人关于如何区分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还明确讲：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的，搞社会主义的，讲国际主义的，所以目前的问题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25日接见前美国记者斯特朗时，他仍旧强调说：中苏之间有些分歧，但不会很大，在行动上我们两党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路线。28日，周恩来向各省统战部长说明苏共领导错误的性质问题时，更进一步肯定赫鲁晓夫在某些原则性问题上是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但不能因此就说苏联整个国家变坏了，两党两国关系的主要部分还是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决不能因此造成反苏情绪。乌云总是要过去的。（注：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0-341、342、344-345页。）直到9月25日澳共总书记等人愤愤不平地指责苏联向社会主义中国施加经济压力，比美国还坏时，毛泽东也还是表示说：“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但是我们认为苏联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等人的谈话纪录》，1960年9月25日。）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估计，中共中央接受了胡志明的劝和提议，于9月15日派出以邓小平、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两党会谈。但会谈从17日开始，一直开到21日，未能取得任何结果。接着，从10月2-23日，中共中央又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为准备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而召开的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争论了三个星期，两党分歧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但即便如此，在10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仍旧一致决定由刘少奇率团出席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张不放过这次正面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同时继续做争取两党团结的工作。会议决定，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会议甚至决定，这次会议如果能够基本上达到目的，刘少奇就以国家元首身份正式访问苏联。毛泽东讲：81党会议上会有一番恶战，斗争可能非常激烈，甚至可能濒于破裂的边缘，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为此，斗争要讲策略，比如，刘少奇一般不要直接出面争论，位于二线，让邓小平和彭真站在第一线，如此便于转环。
    刘少奇11月5日到达莫斯科时，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亲往机场迎接。第二天刘少奇拜访赫鲁晓夫时，谈到了会议开得好就准备正式访问苏联的问题，赫鲁晓夫格外重视，也大讲中苏团结的重要，强调说我们双方谁也离不开谁。7日举行红场阅兵和游行活动时，赫鲁晓夫又刻意让刘少奇首先登上列宁墓，并让刘少奇站在他和勃列日涅夫的中间。科兹洛夫报告时，也丝毫没有讲一句带刺的话。在大会开会前夕，苏共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科兹洛夫和米高扬还专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说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理解赫鲁晓夫开幕式时在大会讲话的意图，说赫讲话的精神是强调团结的，不想挑起争论。米高扬甚至许诺说，一开完这次会议，他们马上就来与中国方面讨论苏中贸易、援助以及专家等问题，继续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考虑到苏联方面的态度，代表团曾经对是否改变原定发言基调问题进行过讨论。然而事实上，11月10日开幕式上赫鲁晓夫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仍旧是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党的观点。这迫使中共代表团决定继续按照原定方针进行发言。根据原定方针，邓小平的发言将直接把矛头指向赫鲁晓夫。14日下午邓小平指名道姓地历数赫鲁晓夫和苏联党错误做法和错误观点的发言，迅速触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注：参见Edward Crankshaw,The New ColdWar Moscow V.Peking,p. 124-129.）邓小平发言后，接连几天，几乎所有发言者都卷入到争论中来了，中共代表团再度处于被围攻的境地。
    11月16日晚，得到刘少奇电报的毛泽东召开会议，迅速研究了这一情况。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召开扩大会议，明确决定坚持既定方针不变，对会议声明必须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是坚持自己关于对战争要准备两手而不是一手的论点；第二是反对写上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第三是不接受说我们进行派别活动的提法，否则拒绝签字。为此，有必要做好破裂的思想准备。接到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打来的电话后，刘少奇也在中共代表团的内部会议上明确讲，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不怕破裂。
    激烈的争论一直进行到23日。这一天，赫鲁晓夫做第二次发言，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他一面继续肯定苏共二十大反个人迷信是正确的，一面开始承认当时时间紧迫，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尽全面；一面继续坚持说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面又反对说他主张走议会道路；一面继续强调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一面又承认要根本制止战争，只有靠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最后，他还专门讲了一段要团结的话，反对争论不休，主张向前看，有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大家互相让步。针对这种情况，第二天邓小平的发言也顺势降了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