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少数民族集体逃亡事件。中苏双方为此再度出现相互指责的情况。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的党开始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做法有关，也与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7-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几度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理解赫鲁晓夫现象。对此，毛泽东以为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况。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注：《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6、9日。）不过，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苏联党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在随后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但能不能说苏联就复辟了资本主义了呢？毛泽东还讲不出这种话来。他还只能举南斯拉夫的例子，说：像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注：《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9月24日。）但既然肯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肯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怀疑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不同意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总是采取守势，更担心由于态度不鲜明会加剧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1962年8月，当毛泽东得知朝鲜同志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疑义，而世界和平理事会来信要给中国代表团授金质奖章这件事之后，他当即表示了严重的不满，随后尖锐地批评了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的主张。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连续发生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的严重情况。当意大利共产党陶里亚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一事发生后，《人民日报》开始受命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公开批评中国党在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做法，说1962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插曲。2月21日，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两党举行高级会议。23日，毛泽东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年科。他说，赫鲁晓夫一面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自己又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有四篇，赫鲁晓夫本人的就有两篇。我们从20日起登你们这些文章，今天登完。对于所有这些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你们可以骂人，我们也可以回骂。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党公开指名攻击我们了。（注：见《毛泽东接见契尔年科大使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5月6日决定接受苏方建议，派邓小平、彭真率团参加两党高级会谈。与此同时，针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提出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但对此一文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两个方针，一是要公开发表，二是要锋芒毕露。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分别向在京的和路过北京的兄弟党有关人士征求了意见。多数意见均对文件表示赞赏。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于6月14日公开发表后，在1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严辞抨击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并拒绝接受中方的建议。全会不仅就即将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作出决定，要求苏方代表团必须坚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所确定的路线，而且决定要在更大的范围里批评中国党的路线。据中方统计，此后不长时间，仅苏联境内发表的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文章和材料就有300篇之多。7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会谈一直持续到20日。在这种气氛下的会谈结果可想而知。会谈后，毛泽东已经断言：我们现在与苏联的分歧是敌对性质的矛盾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
    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开始陆续发表针对苏共中央的系列论战文章，即“九评”。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冲突再度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为此，毛泽东公开说：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大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争论很难再停下来了。至于这样做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他的态度是：“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有思想准备。”他早就讲过：我们不怕分裂，不外乎不做生意就是了。要准备文化、经济往来完全断绝，只保持外交关系。要做这样一个准备，他要分裂也就不怕了。（注：《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插话》，1961年1月18日。）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才最终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话，但是，肯定两党矛盾已经属于敌对性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