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起草委员会再度开会，彭真参加了起草会议声明的讨论。同一天，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挑头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向中苏两党“请愿”，呼吁团结。鉴于赫鲁晓夫有所让步，一些小党又强烈地反对分裂，主张团结，中共代表团经过研究后，当晚向中共中央请示，可否适度让步和妥协。代表团说明，目前争论的焦点已逐渐主要集中在了六个方面，即处理兄弟党的原则；国际会议上解决分歧的办法；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宗派活动问题；所谓民族共产主义问题；是否应当在声明中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问题；以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眼看会议即将结束，在有些问题上事实上苏方很难让步，如肯定二十大的问题，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苏方已显示出有松动和让步的可能，因此，如果一味坚持以前的三条，不允许写上苏共二十大，破裂将不可避免；如果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度考虑到各小党团结的愿望，避免破裂，就有必要进一步考虑我们妥协的条件。
    26日晚，毛泽东再度召集会议，商谈对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条件问题。会议没能取得一致的意见。27日，由于收不到中央的答复意见，中共代表团仍旧不得不坚持原有的立场，向各方表示，如果苏共不改弦更张，中国党不会在声明书上签字。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到了28日的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做出了决定，一致同意从原先的条件上再做让步。中共中央28日夜里的指示电主要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当前观点正确，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兄弟党的队伍还不巩固，全世界大多数党还没有做好与赫鲁晓夫破裂的准备，几乎所有要求革命的人，包括各国党和从事革命运动的分子，都不愿意看到破裂，我们党也不例外。因此，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会议声明。第二，代表团应准备应付四种情况，一是把苏联党安在声明草案中的所有“钉子”，主要是苏共二十大问题、宗派问题和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统统拔掉，顺利签字；二是拔掉三个“钉子”，但苏共坚持要搞一个约束各党的内部协议，我们可以在声明上签字但发表声明反对内部协议；三是保留有关二十大的内容，同时又搞内部协议，我们在坚持部分措辞修改后可以签字，同时声明反对内部协议；四是三个“钉子”不去，还要搞内部协议，则绝不签字。
    多半也是因为担心破裂在即，这一天夜里12点，赫鲁晓夫专门找到胡志明，要胡志明以他个人的名义打电话，建议刘少奇和赫鲁晓夫到胡志明住处个别谈话，协商妥协的办法，当晚，胡志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要求，给刘少奇打了电话，但遭到中共代表团拒绝。（注：见《毛泽东接见胡志明等同志的谈话记录》，1960年12月3日。）不过，中共代表团当晚已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做出了决定，争取以保留二十大的内容为让步条件，促使苏方让步，取消声明中所谓宗派问题和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的提法。
    29日，根据前晚的决定，彭真利用在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机会，约科兹洛夫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提出中方妥协四条件，即第一，不做任何内部协议；第二，声明中不能写有所谓反对宗派活动和民族共产主义的内容；第三，要写上在国际会议上需要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四，我们同意保留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但措辞要修改。对此，科兹洛夫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当天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临时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科兹洛夫转达的中方的妥协条件。傍晚，科兹洛夫打电话通知彭真，苏共中央已基本上同意了中方的条件，但要求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一次正式会谈。30日中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按照约定在列宁山顺利地举行了会谈，基本上按照中方的条件达成了妥协。于是，赫鲁晓夫正式向刘少奇发出访苏邀请，会毕双方还高兴地一起合了影。
    12月1日，在激烈争吵了将近三周，多数党都认为中苏破裂不可避免之后，莫斯科会议在一片团结声中落下了帷幕。这个结果显然也让毛泽东感到满意。12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刚刚回京的邓小平、彭真汇报以及接见路过北京的胡志明时，一再对这一结果表示高度赞赏。12月9日，毛泽东又亲率政治局成员前往机场迎接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顺利归来的刘少奇一行。直到1961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仍旧明确讲：这次81党会议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浪潮打下去了。我们现在要讲团结，跟苏联、跟社会主义国家、跟兄弟党都要讲团结。就是骂过我们的党，也还是要和它讲团结。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斗争--团结。刘少奇也在会上讲：经过这次斗争过后，最近一个时期的斗争可能会缓和一些。缓和对我们有利，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都有利，我们应该力争延长缓和的时间。
    “我们现在转入了反攻”
    1961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这种努力促使苏联方面甚至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强调团结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62年。毛泽东在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仍旧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并明确肯定：“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注：这段讲话在1966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8页及注释18。）当2月苏联中央来信进一步提出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时，中共中央还特别复信苏共中央，强调“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中共中央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注：见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531页。）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在国际会议上应当避免挑起争论，求同存异的建议。根据王稼祥的建议，在7月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国代表团的这种做法，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甚至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为此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但是，在1961年，仍旧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一是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数十个到会祝贺的兄弟党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为此，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一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的周恩来，不仅在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同时还亲率中共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之后，北京的《人民日报》更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词的文章和信件。